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会听过一种说法，明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事实上，这种说法最初出现于清人所修之《明史》中，据《明史·神宗纪》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虽为清朝官修，但历经明清鼎革的文臣多有参与，其论明之覆亡，多有反思意味。

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同样也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人治史，往往对亡国之君崇祯饱含同情，只是认为他“勇于求治”，过于刚愎刻薄，但他是“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姑且不论“明亡于万历”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万历皇帝及其时代究竟又如何呢？《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文阅读世界的走红曾经引发了大众对明史及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但万历及其时代的真实特征，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把握。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万历皇帝可谓冲龄践祚！明帝国的统治看上去延续着古老的传统技艺，皇帝、内阁、重臣······，这些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然而，世界，包括大明都在经历者深刻的变化。在隆庆皇帝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571年，大航海时代脱颖而出的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马尼拉，扼住了亚洲与美洲贸易的咽喉，虽然当时东亚与美洲的贸易并没有开始。

万历元年（1573年），两艘体势巍峨的大帆船，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港驶向美洲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始了。

提及明代的航海，郑和下西洋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印象。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对于文明的交流意义重大，但是这种航海事业本质是侧重于政治而非经济，主要是为了与海外小国确立宗藩关系，建构万国来朝的政治神话，驱动力并不是重商主义。

马尼拉大帆船

郑和船队及大明王朝，他们与海外诸国之间并不是正常的贸易关系，而是不计经济成本的朝贡贸易。七下西洋固然宏大，但是七次下西洋给大明的财政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事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必然也随之悄然结束。

一方面，大明官方垄断着对外贸易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严禁私人资本涉足海外贸易，实行十分严格的海禁政策，滨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甚至一度“片板不许下海”。帝国的统治者对于民间航海技术同样充满戒惧，甚至出台过“禁革双桅大船”的诏令，禁止民间制造能出远海的双桅以上的尖底大船。

可以说，严苛的“海禁”和虚荣的“朝贡贸易”阻碍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发展。然而，禁令虽苛，在利润的诱惑之下，有明一代，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一直都有，规模也不容低估。私商的灰色贸易与倭寇的合流竟然一度成为明王朝严重的边患，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倭患才被平息。

“海禁”并不能禁绝走私贸易，更不能防御倭寇，过分严苛的禁令有时候适得其反，甚至为“驱良为盗”。穆宗皇帝即位后，认同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

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开放福建漳州月港。虽然，当时的开放有很多附加条件，开毕竟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大明的商人们可以合法地进行海外贸易了，帝国的大门慢慢打开了。

西班牙人的东来注定会给大明带来深刻的变化，而历史的局中人未必能够理解那种变化的意义。

隆庆开关之后，东南沿海的中国商人获得了较大的海外贸易权利，敢于冒险的中国商船络绎不绝地前往菲律宾一带。直到1572年，中国商人才为马尼拉的殖民当局送去了丝货、棉织品和陶瓷等样品，经双方议价成交，商定待来年供货输往墨西哥。

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贸易协定，才会有了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元年的那两艘马尼拉大帆船的美洲远航，它们带着712匹绸缎、11300匹棉布和22300件瓷器，向着遥远的新大陆航行。历时五个月，最终在1573年的11月，它们抵达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福建这一带的海外贸易，其实在古代甚为发达，五代十国时期的王闽政权治下，福州甘棠港早已是闻名天下的国际商港。大明是内向型的小农帝国，“隆庆开海”是这个中华帝国重新走向开放的一个信号。漳州月港成为外贸的枢纽，明朝政府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税收，出海至东西洋贸易，月港蕃舶渐盛，““海舶鳞集，商贾咸聚”。

大明之所以选择在月港开禁，一方面是因为闽人自古有出海谋生的传统，即便在海禁时代，民间私商仍然屡禁不绝，“非市舶无以助衣食”；二是因为月港也确实条件得天独厚，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

海上贸易

月港开禁后，民营商业资本的海外贸易随即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主要的海外贸易的地点是菲律宾，福建距离马尼拉地理位置较近，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白银运到马尼拉，用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优质产品。中国商船在美洲白银的利诱下，大量涌向马尼拉。

有必要讲一下什么是“马尼拉大帆船”，这是16-17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船舷高耸、船尾高如城堡的船只，配备多层甲板，上层建筑较短，船首建有艏楼。这种大帆船有1根主桅和1根前桅，每根桅杆都挂着3面方形风帆；船尾还有1根后桅，其上挂1面三角帆（或斜挂三角帆）和两面方形风帆。比较之下，这种大帆船比当时中国的海船要先进很多。

月港开放之后，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量的中国商品经福建商船从月港载运至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转运到阿卡普尔科。当然，阿卡普尔科是一个中转枢纽。欧洲的商人们又会从这里把中国货运运到墨西哥城，再从墨西哥城转销到墨西哥内地。有一部分输入中美洲，或辗转南下南美洲；也有一部分货物被运到西海岸港口维拉克鲁斯，再装船转销至加勒比海诸岛，或越过大西洋远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

16世纪世界贸易的航线重构了，一条跨越两洋、连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航线建立起来了：中国（漳州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维拉克鲁斯）—西班牙（塞维利亚）。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再次融入了世界之中，融入了全球化之中。

中国借助马尼拉的转口，向美洲及欧洲输出了大量优质的生丝、茶叶、瓷器等商品，而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攫取的白银则以购买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看似稳定不变的大明王朝，从万历时代就开始了深刻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一动力就来自于那两艘马尼拉大帆船。

大帆船给大明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白银的大量流入，中晚明的中国社会因白银而深刻变化。美洲—东南亚—中国，这样路线的海上贸易究竟给大明带来了多少白银财富呢？由于当时“中国册籍中甚缺乏此项记载”，而散落在欧洲的一些统计数据也仅仅是“有一二记载”。

经济史学者们都根据有限史料对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美洲入华白银总量做了估算，虽然各种估算方法不同，结果也有差异，但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七十年内的美洲入华白银也在2亿两以上。西班牙人甚至感慨过，“中国皇帝可以用运到中国去的秘鲁银锭建造一座宫殿”。

白银大量流入的同时，也是大量中国生丝如潮水一般涌入美洲的时代。原本在16世纪初，养蚕技术就从西班牙传入西属美洲。到1541年墨西哥的生丝产量已经达到1. 5万磅以上，丝织业也随之兴旺起来。

然而，殖民者为了保护西班牙本土的丝织业，对墨西哥的新兴丝织业采取了遏制措施，后来甚至还出台法令禁止西属殖民地从事种桑养蚕，企图断绝当地的生丝来源。自从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质美价廉的中国生丝之后，墨西哥丝织业得以维持，还给当地工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在美洲市场上的中国丝织品的价格只有西班牙货的1 /3，西班牙的丝织品因处于竞争劣势而滞销，这给西班牙本土的丝织业带来严重打击，渐趋走向了衰落。

晚明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帝国社会的白银储备空前增加，首先带来的就是货币结构的变化，朝廷允许“银钱兼使”，白银成为合法货币，甚至渐渐成为主币，而原先的铜钱则降为辅币。

货币结构的变动，传导到政府层面就是征税方式的变化。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搞出来的“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这种改革意味着大明的田赋制度已由实物税阶段转入货币税阶段“一条鞭法”很快在全国推广，明朝正式确立了白银主导货币的地位。倘若没有美洲白银的流入，还会不会有“一条鞭法”改革呢？

中国的社会深层机构也被白银改变着，商业资本在白银货币化、赋税货币化的时代里渐渐发展起来；以出口为导向了很多手工业发展起来，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以产业而兴起的市镇日趋繁荣，譬如苏南的诸多丝织市镇，吴江县的盛泽镇、震泽镇等等；伴随社会各阶层日益卷入白银经济，经商成为谋生的极好出路，地区性商人集团随之崛起，诸如徽商、晋商等，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美洲的白银是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助推，当然商业经济的繁荣也会带来世风人心的变化。原本在货币财富比较匮乏的环境中，大多数人会习惯一个刻吝的生活方式，“弘德之间，尤有敦本务实风”，士大夫的服饰多是“练衣缁冠”，一般的庶民更只是“夏葛冬布、价廉而质素”，普遍的世风就是“俭廉而质素”。

白银大量流入之后，货币财富增加，奢侈夸耀之风渐盛，即便是普通人也会追求华衣美服，甚至“谓罗绮不足珍，求吴䌷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世风奢靡会促使普通人追求更为自由开放的生活，相形之下，自太祖以来，那种官方刻意营造的小农帝国的意识形态就会松动。

美洲流入的白银助力了明王朝的繁荣富庶，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帝国对这种输入白银资本的依赖，外贸又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并不一直顺利下去。 从1628年开始，银丝贸易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西班牙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的殖民帝国，它在南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丝绸产品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很受欢迎，譬如秘鲁。秘鲁市场是中国的丝货和珍贵货物的大好市场，其在南美的地位一度超过墨西哥。

西班牙人可能没有想到，中国产品的畅销又影响到西班牙本国商品在美洲的销路，奉行重商主义的西班牙不会坐视不理。为了本国的商业利益，西班牙政府不断阻扰阿卡普尔科和其他南美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让中国丝绸在南美销量最好的一个市场蒙受巨大损失。1589年西班牙政府突然禁止秘鲁市场销售中国丝绸。1593年则明令禁止所有秘鲁市场的贸易。进入17世纪30年代以后，西班牙人出台了更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针对的仍然是中国产品。

与在美洲执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应，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实施了血腥的“排华”政策。美洲的白银刺激着大明官商绅民的欲望，全社会弥漫着对货币财富的渴望，就连万历皇帝本人也不例外。本书后面的章节会专门讲一讲万历皇帝对金钱的贪婪和攫取。

菲律宾在明朝的说法应该叫吕宋，《明史》里就有专门的《吕宋传》。明朝初年，在太宗朱棣的炫耀式外交的操作下，吕宋与大明建立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宗藩关系。万历皇帝对财富的贪婪，足以与他的祖父嘉靖皇帝媲美，而且往往丧失了基本的理智。

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就是用这样充满诱惑的谎言“诣阙奏闻”，打动了万历皇帝。于是乎，一个去吕宋勘察金矿的荒诞行动开始了。

进妄言的阎应龙、张嶷，阎是朝廷官员，位居羽林左卫，并没有航海的经历，为什么会僭越妄为，掺和这些敛财的烂事呢？至于那位张嶷，则是福建是海商，是有外贸经验的人，但也不至于说吕宋出产金银这样的妄语。如果将此事放在万历皇帝往各地滥派矿监税使，敛财毫无下限的背景下看，此二人也不过是一次大胆的投机而已。

那么“吕宋机易山”究竟又是指何地呢？其实就是马尼拉西南角的港口甲米地，当时华人称之为机易山，此地不仅是华商赴吕宋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且还是满载美洲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的停泊港。所谓“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恐怕也是对福建前往菲律宾一带商船贸易获利这些事实的进一步发挥吧。

万历帝

当时的大明依然是东亚朝贡体系世界的核心，吕宋也是明朝的藩属国。然而，1571年，西班牙占领了马尼拉，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周围扩张，最终将菲律宾以及周围的一些岛屿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当时西方殖民者在罗马教会授予的保教权名义下，进行着罪恶的殖民主义扩张。西班牙绝非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外夷”，自然不会认同大明的天朝地位，相反富庶的大明只会引起他们征服的欲望。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漳州府海澄县佐贰官员王时和带着手下，领士卒三百，皆是“犀戈罗甲”，还有那个商人张嶷前往吕宋机易山勘查。这些人乘船航行了十日，到了马尼拉。按照上国使臣巡视属国的惯例，王时和一行登陆之后摆出了天朝钦差的架势，他们“坐着四抬大轿，每边六名弓箭手护卫。在队伍前列，两名华人肩上悬挂着‘官印盒’，里面装着他们的官印……走在两名华人前面的六个人，他们肩上扛着木棍，末端就是白色的木板，内有金色的汉字，据称就是‘仪仗牌’。”

其实，福建地方的基层官员未必不知道去马尼拉采金的事情过于荒唐，但为何又要摆出这幅架势出现在马尼拉街头呢？闽南一带的民众自古就有向洋谋生的传统，即便是在海禁时代，民间前往东南亚进行走私贸易的现象依然无法禁绝。隆庆开海以及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形成之后，大量的闽南人对吕宋（马尼拉）趋之若鹜。既然海上贸易合法，来往方便，出洋贸易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贸易地马尼拉就会出现因种种原因而形成久留不归的华人。据成书于万历末期的《东西洋考》记述，“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到了17世纪初，在马尼拉居住的中国人已经不下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漳州人。

一些定居于马尼拉的中国人甚至“削发”弃孝、改信天主教，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视角看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原本奉命海外采金的使团在马尼拉街头以全副仪仗开道，官威严整，如此这般，很可能是为了向海外华人宣示管制权力。

即便已经去国日久，这些华人内心深处依然畏惧大明体制的权力，“当马尼拉华人遇见官员时，他们就躲起来；若没来得及跑开，就整个人跪倒在地，直到官员走后才敢起身”。

非但如此，王时和使团还带着数名行刑人员，手持藤条、铁链、绳索等刑具，行走在出巡的队伍之中，以示司法管辖的权力。在巡行过程中，使团的执刑人员甚至还抓住两个华人天主教徒，对之施刑。

大明使团的突然到来，西班牙人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夷初闻使至，大骇”，王时和使团还带着三百“犀戈罗甲”配置的军队。习惯于武力征服的西班牙人甚至怀疑大明使团此行有夺取吕宋的目的。

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们对明朝使团的行为非常戒惧，然而西班牙驻马尼拉的总督起初却并不为意，因为在他看来，商业的利益更为重要。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实施着西式的治理制度，总督的权力也受制于最高法院。不满的西班牙商人们向最高法院上诉，要求干预中国官员在马尼拉行使司法权力和实施刑罚的行为。

最终，马尼拉的最高法院作出了裁决，“无论是对华人天主教徒或华人异教徒，中国官员皆无权管辖”，甚至都要禁止他们在马尼拉进行权力宣示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王时和一行立即答应了西班牙人的要求。西班牙人在与明朝争夺吕宋华人治权的交锋中获胜，这也意味着大明与吕宋之间若有若无的宗藩关系被彻底颠覆。

至于勘察金矿的事情，竟然以一种极其滑稽的形式收场，王时和使团在马尼拉总督的亲自带领下，前往机易山（甲米地）勘察根本就不存在的金矿。最后，王时和“下令装一篮泥土，以便带回中国交差”。回国不久，王时和便莫名去世，史载“承归，病悸死”。至于提议海外采金的阎应龙、张嶷等人，也因妄报海外有金矿而被朝廷判处死刑，“传首海上”。

明朝使团被送走了后，西班牙人并不相信他们到马尼拉寻金的故事，而是担心他们是为了图谋吕宋而来做刺探，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开始防范怀疑当地的华人。这种危险的情绪渐渐发酵，最终酿成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当地华人的血腥屠杀，共计有超过2万的华人在菲律宾被杀害。

屠杀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可能担心明朝会过来问罪，于是一边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一边派人送信到中国，辩称由于华人叛乱，所以才发生不幸的血腥事件并表示会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大明天朝会保护自己的海外子民吗？消息传到明朝，万历皇帝发出的谕旨是：“尔吕宋部落无故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贸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隩区，甲诸海国……此辈何负于尔，有何深仇隧至戕杀万人？”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大明天子要发兵征讨呢？

并不是！很快，皇帝又说：“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在大明天子眼中，侨居吕宋的闽南商人不过是大明贱民、天朝弃民！

马尼拉大屠杀之后，中国—马尼拉—墨西哥（秘鲁）这条海上商路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美洲入华白银也急剧减少。白银货币化的时代背景下，产银很少的明王朝其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在于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这种货币的危机潜滋暗长，也成为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甚至与明末社会总危机的爆发不无关系。

Tags：明神宗   美洲   明史   明朝   墨西哥   更多欢乐菲律宾   我在宫里做厨师   经济   航海   西班牙   福建   福州   漳州   明穆宗   赵翼   政治   张居正   瓷器   万历十五年   海瑞   大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