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明太祖令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县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将皇朝的田赋基数划定在了三千万石。宣德时期，为平息江南地区愈演愈烈的抗税风波，宣宗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田赋的基准线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皇朝覆灭。

注：由于张士诚在江南地区很受民众拥戴，所以太祖在征讨张士诚时受到了顽强抵抗。出于报复，太祖专门提高了江南地区的田赋。永乐后期江南地区的民众就纷纷抗税（故意拖欠）。田赋约占明朝朝廷岁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明朝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两大块来使用。一块由朝廷用于维持皇朝的日常运营（官吏俸禄、赈灾水利、军事边防等等）；一块给皇帝用于皇帝本人以及宫廷开销。

虽然明朝的支出被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外朝。例如为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权力的稳固，皇帝必须定期地给予勋贵、禁军、边防军将赏赐，战争时也得拿钱出来贴补军需不足。

随着宫廷、皇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正德年间这些钱开始不够花了，皇帝只得频繁地向户部讨要银两。

这时外朝由于自身官僚系统的膨胀、军事衰落导致的边防开支扩大，本身也缺钱。加之文官集团固有的想要约束皇帝和皇权，所以这种讨要往往没什么结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们也只好开始着眼于其它地方，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开矿、征收商税就是他们颇为看重的财源。但是朝廷的全体官员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口同声地反对。

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明神宗实录》

这是万历二十七年，内阁首辅沈一贯质问神宗为何向江南派遣矿监税使时，愤懑的神宗给出的回复。

那么明朝的官员们为什么反对开矿呢？

首要的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实行禁矿政策。明朝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明朝时期的矿业和现今的矿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远高于现今，所以当时从事矿业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注：明末辽东乱起，经略熊廷弼就非常排斥招收矿工。他认为矿徒们穷凶极恶、唯利是图，难以驯化管理成军，还容易惹出祸端。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

此后成化朝、嘉靖朝均为解决财政困境而复开过，但是都因为矿工骚扰而再次禁绝。所以万历朝官员们群起反对神宗开矿就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了。

但是神宗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境，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他绕过朝廷，直接任命宦官和锦衣卫为矿监税使前往北直隶、河南等地开矿、征收商税。

万历二十五年初，派出的矿监税使们开始陆续向大内进贡税银，虽然每笔的金额不大或几百两、或几千两。但是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而且积累起来也不会是小数。

看到解决财政困境希望的神宗，于是开始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主持开矿、征税，以图增加收入。

我们并不能以此就认定神宗是奢欲难平、搜刮民财。因为作为皇帝他此时的开支大于他的收入，如果不开源的话，要想收支平衡不就只能加税么？而开矿不但能增加他的收入，还能为一些流民解决收入问题。

有的人认为神宗缺钱就应该压缩自身和皇族的开支。首先皇帝的开销并不全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者自己家族的需要，他还得承担很多朝廷开销，例如万历朝三大征，神宗就多次自讨腰包补贴军需。

另外，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皇帝。皇帝是皇朝的主宰，而不是皇朝的公仆。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填补朝廷漏洞呢？别说皇帝了，朝中的官员是口口声声为天下计当如何，不过这都是要求别人，他们自己有几个人做过？

但是神宗的行为激起了群臣异常激烈地反对：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告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李三才《请停税矿疏》

这次官员们激烈反对，除了之前的原因外，还有两点。

其一，神宗开矿是绕开朝廷自己办的，也就是说矿税收入大部分进了皇帝的口袋 – 内帑。本身就不同意开矿，现在赚的钱还分不到，朝廷官员们怎么可能不反对？

其二，官员们担心皇帝会逐渐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商业领域，这样会损害他们背后的商业集团利益。

虽然明朝的朝廷基本全部由科举选拔的官员组成，商人势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朝堂。但是他们却可以间接渗透入朝廷，而渗透的渠道也是科举。

想要在科举中出人头地除了自身勤奋好学外，还需要钱。笔墨纸砚需要钱、书籍需要钱、聘请名师指点还是需要钱的。更为关键的是没有钱哪里来的时间去读书学习，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可以耗光一个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了。

所以明朝的学子一部分本身就出自家境殷实的富商之家，除此之外不少人从小就被富商乡绅看中并资助他们学习。这样的人高中为官之后，能不会回报当年的资助之恩么？

科举是公平，但是它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公平。因此从明代中期开始科举文人集团几乎就成了商业集团的代言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朝廷官员非常抵触皇帝涉及商税。

明初的时候各府县都设有税课局对过往客商征收商税，但是此时征税和田赋一样以收实物为主。因收缴实物太麻烦，后改为折算白银纳税的方式，牙行承包征税（牙行换帖银）开始兴起。

说明：牙行承包征税大致是“牙商”替府衙去向商户实际征税，牙行根据自己与府衙的协定向府衙上缴规定的银两。

这个制度很复杂，篇幅原因就不展开细说了，不过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倒是可以很简单地说清楚。从整体上来说对于地方府衙来说，商税是一种定额征税。不论实际贸易量多少，税额是固定的。

因为是定额征税，所以皇帝一旦涉足并抽取商税，就意味着地方府衙的收入减少。这也是朝廷上下纷纷反对皇帝涉及商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朝廷官员们的不配合，这也导致了神宗通过商税解决财政困境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首先明朝就异常的缺乏财务、税务类的专业人才，加上朝廷官员的不配合。神宗只能派遣宦官、锦衣卫这些税务门外汉去督税。

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也不是神宗能解决的。明清两朝由于科举盛行都非常缺乏道德文章之外的技术人才。满清直到聘请洋人管理海关之后，才开始真正接触现代财务、税务管理。

由于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加上为了在皇帝面前邀功，也为了给自己多捞一些利益。他们往往只会使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按户强行征收。这就导致征税过程极不公平，大户他们斗不过，小户又被他们搜刮的怨声载道。

这样不但收税成效很低，也惹出大量的民怨。而真正该被征税的大官商们则正好利用这一点煽动平民、市民暴力对抗税监，即阻碍了税监征税，也为关闭税司制造出声势。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山东临清三四千脚夫包围了税使马堂的衙门，并于衙吏发生冲突，后焚毁税厂，期间有四十多人被殴打或者践踏致死。

同年七月在湖广督税的太监陈奉，在多地被民众围攻，并在武昌被暴民围于税厂并纵火，差点被烧死。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随后联合湖广地方官员上疏弹劾陈奉。

万历下旨将这些上疏弹劾的官员全部免职，在锦衣卫抵达武昌宣布冯应京等的罪行时，武昌再次发生万人暴动。暴民焚烧的税厂，并打死了六名工作人员并抛尸于江中。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从事纺织的机户征税。规定每机一张，税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二分。相较于丝绸的价格，这个税额并不高。（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

然而六月初六，苏州一万多机工被组织起来暴力抗税。他们包围并捣毁了税厂并打死多名税官。他们纪律很严明除了打死税官，还打死了多名企图趁乱打劫的机工。

这次动乱不一样的地方是，苏州知府拒不调兵镇压（后是从太仓调兵弹压的动乱）。其后朝廷判处领头的葛成等八人死刑，但是苏州地方官府却并不执行，朝廷随后也就默认了，拖了十三年后释放了这些人（神宗驾崩后光宗大赦天下）。

对于各地此起彼伏的抗税风波。由于本就反对（不少官员也是参与者），所以朝廷官员大体是看热闹的心态。具体案件的审理上也都是偏向抗税方，这实际上也对暴力抗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在皇帝眼中，官员们不但不帮助他想办法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反而是挖坑看他的笑话。这样也加剧了因“争国本”而本就紧张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信任和合作变得更不可能，朝廷的机能也因为这种紧张对抗而慢慢失效、僵化直至死亡。

万历三十四年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反矿税斗争。云南地方卫所的指挥使贺世勋、韩光大率领万余平民，围攻税厂，打死包括税监杨荣在内的200多督税官吏。愤懑的神宗获知消息后，自我绝食三天以示抗争。

此后神宗虽然没有正式取消矿税监，但实际上已默认了失败，各地方的矿税监们收税活动大幅度减少，财政开源实际上偃旗息鼓了。（明光宗一登基就废止并招回了各地的矿监、税监）

有人觉得官员们反对矿税监是反对税吏贪腐、爱护小民，这就太高看他们了。万历朝反对矿税喊得最响的人是李三才，但是李三才自己就是个贪官，顾宪成就亲笔记录了他日常的贪墨细节。而且李三才被斗争下岗的主因就是他贪墨皇家木材、侵占官地为自己修建豪华府邸。（这罪行也只是削职了事）

注：当时文官对于自身的贪腐视为稀松平常之事，即便事发也是互相宽容、帮衬。而厂卫贪腐，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亡国之祸。

如果说税吏贪腐那么整治税吏即可，为什么要取消税监？明朝自太祖时农税征收中就贪腐不绝，还出过很多金额很高的大案，为什么不爱护小民取消农税呢？

明末朝廷为了应对后金以及西北的民变，不得不想办法提高朝廷岁入。之前高喊“不与小民争利”的人为什么不反对“三饷”了？是因为三饷的对象农户，不是“小民”是富户么？

按照皇朝自己划定的“士农工商”的阶级顺序，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官员们也应该保护“士”和“农”，拿“工”和“商”开刀啊！

最后官员们是成功阻止了万历开辟商税的想法和行动，但是并没有解决朝廷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率女真部叛乱，让朝廷原本就紧张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此时的大明皇朝实控疆域超过三百万平方公里、御下臣民近亿人。然而如此庞大的一个皇朝连凑十万大军去征讨总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女真都困难，只能坐看其慢慢壮大。这应该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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