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子

要衡量康乾盛世的成色，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标准。衡量一个政权的统治是否有效，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财政控制、思想控制、武装控制、行为控制。

首先来看看清初的财政。

中国老百姓的税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地租，一般以粮米或钱的形式缴纳。第二种是劳役，就是无偿为朝廷打工，通常是土木建设或运输，期间朝廷不仅不用给工资，连产生的伙食、衣物、交通费用有些朝代都要自己承担。第三种是实物，如麻布、丝绸或地方特产等。

老百姓通常对税率不甚敏感，有口饭吃就安安稳稳做顺民。最害怕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劳役。帮朝廷做事，动辄得咎，往往赔得倾家荡产，甚至死人也常有发生。另一件是官吏的腐败盘剥、中饱私囊，往往底层百姓所缴，高出数倍，还没有标准。所以诸葛亮治蜀，虽然严刑峻法，税赋极重，但能相对公平，要多少说多少，官员不敢任意加码，很多百姓怀念他的治理。

清朝继承了明朝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土地税更加健康，除在运河地区仍征收漕粮，其余地方的税收均以货币缴纳。雍正年间，完成了摊丁入亩的改革，不再按照户口或人口征税，政府征收大大简化。再加上「火耗归公」，中间环节的浪费、腐败得到控制。

综合而言，清初政府的税收手段比较简单高效，所以能维持高额赋税，却没有引发民间激烈反抗。清朝中前期的几次大规模叛乱，如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主要都不是经济原因，而是以信仰凝聚的地下社会行为。

再说思想控制。

蒙元与满清两大帝国，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征服中原后建立。所不同之处在于，元朝统治仅不到 100 年，而清朝统治近 300 年。国祚殊异，除了蒙古民族缺少统治经验，对社会控制能力有限，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控制上的差别。

蒙古人信奉家产制国家观，赤裸裸地认为天下一切都是皇帝的私产，皇帝与大臣之间也是一种主奴关系，可以任意处置。虽然多数专制帝王都将天下臣民视作可以随便收割的韭菜，他们实际上的收割力度也远胜于蒙元君王，他们还是会在收割关系面前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对康熙皇帝颇有研究的姚念慈教授说：

> 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姚念慈教授认为，三藩之乱中的惨胜，及其间的满汉矛盾，成了康熙帝一生的阴影。《起居注》中说：「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者也。」他原以为，凭借兵力与财力的碾压性优势，三藩可以传檄而定。没想到，他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起兵不到一年，八省俱陷，最严重时，蔓延至十五省。若非吴三桂放清军入关，杀死永历帝，在民众心中道义先输了一着，又在永兴之战时突然死去，战争恐怕会持续更久。

三藩之乱差点灭掉清朝

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均致力构建满清「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叙事。

康熙五十六年《面谕》说：

>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雍正《大义觉迷录》中说：

> 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

乾隆在《世祖章皇帝实录序》中写道：

> 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

在他们的叙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初无取天下之心」，皇太极兵围北京城，能取而不取，仿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圣王周文王。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成了生不逢时、无力回天的背锅侠，不当亡而亡，所以清军入关，为崇祯发丧，剿灭「闯贼」，顺天应人，以继明朝之正统。

康熙以帝王心术，将政治作秀玩得淋漓尽致。康熙二十三年南巡，亲祭明孝陵，题「治隆唐宋」，行三跪九叩礼，将暴君朱元璋捧上了新高度，以拉拢治下汉人，却对年过七旬的疑似朱三太子赶尽杀绝。又拜孔子阙里，三跪九叩，以统战士大夫知识分子，却自诩道德、理论与实践定于一尊的教主，将汉人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魏象枢）一概打倒，冠以「伪理学」之名。经学家、年仅四十岁就做到宰辅高位的「乌头宰相」魏裔介称康熙「以君道而兼师道」。

康熙皇帝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算数、天文、历法等知识，其实，他并非对知识本身感兴趣。一方面，康熙用西学知识四处显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如计算河水流量。又用粗浅的数学知识穿凿附会，测算律吕，亲自制礼作乐，表明其不仅是太阿在握的君主，还是学贯中西的教主，至圣至明，当世无双。

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之术，便是文字狱。

据《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一文统计，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共 171 起，其中康熙朝 11 起，雍正朝 25 起，乾隆朝 135 起。康熙朝多为明清鼎革的史料；雍正朝多为党派牵连，如年羹尧案；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波及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盛世」之下，发发牢骚，或是用词不慎都是不允许的。案发后的处理非常任意，动辄牵连数百人，斩首或流放。

权力看似握于紫禁城中皇帝一人之手，实则无所不及，王汎森教授将其称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普遍的心理恐惧之下，是自我禁抑、自我审查和自我删改。稍有敏感的话题，能不碰就不碰。出版物中可能涉及的「敏感词」，则用一套隐语系统替代，如用「汉」、「宋」指代「明」，以「秦」、「金」指代「清」。还有更高级的「韵目代字」，如同谍战中的密码本，遇到看不明白的字词，需要从密码本中找到对应的真字，如顾炎武文集中，以「文覃举庚」指「云南举兵」。

王汎森先生认为，清代对文化领域的压制产生「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评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政治干预文化领域，不只是积极改造人们怎么想，而且要人们朝着其方向想，或是要人们什么都不想。

如果一个时代，民众纷纷回避政治话题，不敢参与政治，这个时代终究是个「万马齐喑」，没有希望的时代。对当权者的反噬，只会随着时间，变本加厉的到来。

满清入关后，封杀记载其屠城暴行的文字记录。到了清末，《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禁书，成了革命党的宣传武器。然而，这两部著作所述并非事实，记载的 80 万死伤，真实数据是 8 万。当颟顸的满清封禁真相时，他们是否想得到，将来推翻他们的，比真相更让人难以接受？

接下来说说武装控制。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在京城中实施旗人与非旗人内外城分居的制度。内城全部由八旗军民居住，非旗人只能住在外城，且人口比例数量远低于旗人。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例，京城中八旗兵丁约 16 万人，驻京旗人约 70 万人，而外城的非旗人只有 23.5 万人。

清政府向京城的旗人发放俸禄银米，将他们「包养」起来，只允许从政或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也不能随意迁居。原本尚武的八旗子弟，迅速堕落成只会提笼遛鸟的闲散人。等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腐朽的八旗和绿营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官，训练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军队才逐渐为汉人控制。

旗人的退化

到了清末，袁世凯训练新军。中央政府自顾不暇，思想控制上无能为力，等新军逐渐吸收了革命思想，天下就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了，此是后话。

最后说说行为控制。

中央集权国家视大家族等小共同体为政权的威胁，他们不许民众亲属聚族而居，让底层小民而非家族共同体直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如商鞅变法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朱元璋立国后，制定土地鱼鳞册和户籍黄册，将人口牢牢捆绑在土地上，无法任意迁徙和转业。

清朝对人口流动非常警惕，特别是有宗教色彩的结社、聚集活动，和尚、乞丐、游商，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他们这些下层外来人口被污名化，成为人们恐慌和恶意的发泄渠道。在没有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年代，政府只能依赖基层和民间的力量，清剿可能存在的威胁。民间普遍仇外，一旦国家动员，他们就会努力抓住这些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迫害比自己更弱的人。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在他的名著《叫魂》中有着精彩的剖析。

为监控官员，康熙皇帝发明了一套密折制度，允许部分信任的官员，绕过政府机关，将奏文直接送达皇帝御前，由皇帝亲自批答。雍正皇帝又设立军机处，完备密折制度。军机处按照皇帝的意愿处理密折，成为清朝掌握实际权力的机构。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不过是又一次皇权绕过政府的设计，新的机构监督过去的腐败，新的机构又成了新的腐败源头。而在一次次的叠床架屋之中，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极致，也将风险积累到最大。最后，终于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全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姚念慈教授说得好：

> 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我认为，政治史研究更重要的目的，似在于探索一个王朝得以延续的各种因素，为了获得并维持这种局面而使社会付出的代价，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否能令一个社会重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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