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刘晏擅长的，是在旧法的基础上，藉由良好的资源整合与有效的管理，使组织运行的效能有效的提高。然而他的成功，与当时的大环境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朝廷对于刘晏的信赖，方能使他成功的整合资源。在这里先来看看刘晏的官衔：

刘晏所得到的授权是很广泛的，尤其在治理盐政的时候，上从户部选拔人才的权力，中达朝廷的财政支出，下到盐政的枝微末节，漕运的分配，甚至是地方的赋税，全部都在他的管控范围中。当时朝廷对他的器重，是难以想象的。也因为这样，纵使因为程元振之事遭坐，却也没有真的被冷冻，只是先安插个太子宾客给他，等风头过去了，依旧委以重任。当然不可否认的，刘晏在朝中的地位，也因此减低不少。

《漕运图》 徐礼娴 邓家驹

这使得接下来他管理与统合漕运时，虽以接通漕输为己任，仍旧“畏为人牵制”，不得不要求元载的全面授权。这一方面是出于他本人的强力要求，这在〈遗元载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另外，元载的体认到漕运统合的重要性，这对于促进中央的稳定统治，将有着很大的实质助益，因此才会给予方面授权。漕运成功的整合，大大的激励了朝廷的信心。当第一批江淮地区的物资运动到长安时，代宗还有模有样的为他大肆庆祝一番：

朝廷这样对刘晏的全面信任，对于他在行政上的要求，往往多不拒绝，“时经费不允，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积数百人，皆新进瑞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在这样朝廷的强势补助与支持底下，刘晏自然不会左右置肘而得尽其才，一连串的成功让他主持了唐代数十年的财政。

明代漕运

另一方面，则必须强调刘晏过人的管理能力，当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事的选拔。在他主政期间，录用了一批优秀的财政官僚，纵使在刘晏因谗而死后数十年，仍旧是朝廷财政管理的主力，史载“晏没二十年，而韩回、元琇、裴点、李衡、包杰、卢蒸、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些官员纵在千里之外，依旧“奉教令如前，频伸谐戏不敢隐”，可见他对旗下部属的管理亦十分严格。

清 江萱 《潞河督运图》(局部)

代宗时更曾赐与刘晏“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更见其受信赖的程度。在这样严密的人事管理下，刘晏建立了能力卓著的行政团队，这正是他成功的基础。连欧阳修在《新唐书》里头，都不得不这样褒奖他几句：“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当然，刘晏不是一个只知道以威势压榨下级的长官，他自己也往往亲上火线，了解实况，以分配适当的任务，旺盛的精力更使他能胜任这样的重责。据记载，刘晏

纵论刘晏的财经成就，观察他的思想，可知道他依旧谨守着传统士人的理想，强调轻赋薄敛与利民，更是反对无名兴生的徭役。他并非一空有理想而缺乏实际施行能力的人，如在主漕运时，“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度用。”以盐政的收益补贴杂项赋役的收入。他的调整方法，不外乎“以羡余相补”，以紧缩其他款项的结余补贴朝廷收入，以达到缓解农民赋税压力的效果。也因为这样，刘晏的财经政策，较能得到传统士人的接纳，受到的批评也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刘晏的政策并不存在问题。前面提到的盐政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问题在他主导下尚未发生，却在日后一一发酵，为唐代朝廷的统治投下了不稳定的因子。

古代贩卖私盐

首先，刘晏在盐法中虽引进了商人的势力，然而榷盐终究是由国家垄断的专卖制，必定存在着私盐泛滥的问题。况且在唐代朝廷主持的榷盐体制底下，盐价始终居高不下，第五琦任盐铁使时盐价虽每斗高达一百一十文，是天宝年间的十倍，却也是往后盐价浮动的最低点。朝廷无法放弃盐利这么庞大的利益，实际上便是变相增加农民基本的生活开支，当时的“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连盐都买不起了。然而盐又是极重要之民生必需品，朝廷无能掌控食盐的质量与价格，无形中便是助长了私盐商的气焰。较为贫苦的农民，也可能在经济的窘迫底下，转而购买价格较低但质量可能相对低劣的私盐。

煎盐

尤其刘晏主财政的时期，正是安史之乱前后青黄不接的时刻，朝廷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情境底下，朝廷更是不客气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各种名义征收赋税。名为救国补用，实际上却已失去了那股照顾基层民众的情怀。刘晏的出现，也只是为国家在剥削与理性之间，勉强取得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而已。

杨炎及其两税法

在刘晏死后，在朝中掌财政能有同等地位官员，唯有杨炎能与之比拟。实际上，刘晏与杨炎却为不两立的政敌。更甚之，诬陷刘晏致死的幕后推手，杨炎正是当中的主导者。两人的不合并非仅出于元载之事，而是在更早期之前便已开始斗争。刘晏任吏部尚书时，已与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胜气不相下”，尤其在元载治罪后，杨炎更是遭受牵连。无怪杨炎当政之后，“衔宿怨，将为载报仇。”另一方面，也深深的发自杨炎本身的好恶之情。然而，深陷于党争当中无可自拔的杨炎，最终也因此走向了自我毁灭。

租庸调制

杨炎最大的政治成就，便是创制了影响长达千年的两税法。有关两税法的实施情况及细部的问题，多年来学界已有丰硕的成果，当中疑问亦多，聚讼自然也不少，然终非本文意欲探讨的主题，故可略之。但简单的概述，依旧是必要的。就目的论立说，两税法的目的，在于解决安史之乱混乱的财赋局势，试图摆脱刘晏之流强烈的“人治”色彩。故在建立一套适应当时情境，且能行之长远的赋税体制。杨炎似乎有意的回避了刘晏以来财经内阁的成就，直接将德宗时代的情况与安史之乱作上衔接，这在他给德宗的奏文中已有清楚的表达：

虽然这样的陈述不无夸大，却也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事实。唐代社会经济的乱象，从高宗时早已开始，到了玄宗之时更是严重。立国依赖的租庸调法，在各项杂敛的征收下，早已失去旧有轻敛于民的理想；均田制也在人口增长，土地严重分割与兼并底下，失去了原有为民置产的美意。刘晏等财经官僚只是守护着开国原有的体制，让国家勉强维持运作的状态，因而充满了人治的色彩。其间又参杂了王鉷之流的聚敛恶臣，不顾实况的搜刮钱财。朝廷虽是徒然受益，治理之本的民却是深受其苦。然而王鉷只是杨炎笔下一个极端的比喻，他真正要告诉德宗的，是“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藉由强调“法弊”，攻击租庸调法早已失去了实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古代吊税票

接下来杨炎针对“时弊”的部分，又向德宗陈述安史之乱以来，地方节度使导致地方财政的混乱。在这个情境底下，产生了多达上百种名义的科敛，而农民只能“受命而供之，沥膏血，旬输月送无休息。”这些时弊直接导致农民身家破产，宁愿抛弃土地也不愿在其居处耕耘，“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前述租庸之法弊加上时弊，使的情况更加恶化，数十年来朝廷只是藉由压榨人民空转。由此，杨炎意欲晓喻德宗变法的必要性，而其后他所提出的两税法，正是试图因应时弊与法弊的建制。

有关两税法的实施规定，大致上是这样的：

前面杨炎已经提过，天宝以来国家赋税问题出于三个原因：户口转死、田亩移换、贫富升降。户口转死正是农民流而不地着的问题；田亩移换直指土地兼并的问题；贫富升降则是前二者交叉影响下的直接结果。因此首要问题是要使农民地着，田亩移换的问题方能减轻；田亩移换的问题一减，便能够有效的降低贫富差距的情况；更甚之，朝廷能够清楚掌握人民贫富的现况，藉此朝廷方能征收合理的税额。因此，在朝廷决定初定两税法的同时，朝内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预备动作，从检括户口开始，以作为两税征收的基础：

这次的检括有着相当的成效，从代宗广德二年的万户一举增加到万户。虽然户数还远不及开元年间，但以足以为唐室财政提供相当的基础了。且两税法将传统的租庸调并归为夏秋双季的期限缴纳，有着十分的便利性。过去那种旬输月送的景象，至此也可告一段落。

两税法在施行的初期，自然也受到朝野全面性的反对，在德宗与杨炎的坚持底下，终究得以实施。实施后，

然而杨炎终究未能完成两税法的建制，在两税法推行的隔年，多疑的德宗再一次的将怀疑的目光放在他身上，使人在贬谪的途中直接缢杀了他。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两税法的内涵上存在着这么多争议，因为杨炎在这方面的相关记录实在太少了。更甚之，杨炎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尚有漏洞的两税法作修改，使其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法。

参考文献：

• 《新唐书》
• 《刘晏、杨炎评传》
• 《旧唐书》
• 《唐代海盐产地的分布与盐利》
• 《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
• 《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