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男人》、《素媛》和《思悼》的导演李濬益又出新作了。这一次他避开社会热点、历史高潮，甚至自己也说和“商业电影潮流背道而驰”，选择做了一部慢节奏的电影。

就是这部慢节奏的作品，在4月中的周末票房超过了大场面的《金刚大战哥斯拉》，超过了快节奏的《小人物》，也超过了超级IP《鬼灭之刃》。

李濬益在韩国历史题材电影的路上走得很稳：

2005年，他执导了风靡全亚洲的《王的男人》，故事发生在李氏朝鲜第10代君主燕山君李隆时期；

2015年，他又把目光转移到李氏朝鲜第21代君主英祖时期，尤其英祖和思悼世子李愃之间的悲剧故事。

思悼世子李愃的儿子李祘继位后称“正祖”，是第22代君主，自己协调当时不同的政治派别，稳固着政权，与祖父英祖时期并称“英正时代”，从年代上类比的话，相当于清代的“康乾盛世”。

正祖时期，文化上比较开放，后世将这一时期类比为“朝鲜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仅亲近清朝文化，天主教也在这个时候在朝鲜传播，这个背景也恰恰是李濬益此次重点关注的。

当然，李氏朝鲜再开放还是坚持“以儒教思想治国”，讲求“忠孝治天下”。

李濬益为了制作有关“东学”题材的电影，以近乎学者的姿态完整地了解历史的始末，并且以学术钻研的态度了解了“西学”和“东学”。

当他读到1801年的“辛酉教狱”，认识了天主教徒丁若钟、丁若铨、丁若镛兄弟。

此时正祖李祘已驾崩一年，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之前对立的政治派别又开始争斗，所以首先对天主教以及其背后的势力发难。

丁若钟把天主教当做宗教，最终殉教而亡；丁若镛把天主教当做朱熹性理学的补充品，有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丁若镛后世成就最大，他被流放到一座寺庙之中，还收了高僧为门生。

但导演还是把焦点放到在历史上并不瞩目的丁若铨身上，他像是一个叛教徒，也不是一个坚定的儒生，他把西学当做哲学来接受。

丁若铨1758年出生，1816年去世，这个年份或许有点模糊。跟他同年出生、差不多同岁的有大家熟悉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那位。

丁若铨被流放到朝鲜半岛西南角的黑山，就是一个孤立的海岛，交通不便、环境恶劣，当地居民以捕鱼为生，这也是丁若铨得以选择撰写鱼谱的前提。当然如果他被流放到孤山上，或许也有鸟图、兽谱之类传世。

丁若铨在黑山的流放岁月里，在张昌大的帮助下完成了《兹山鱼谱》，也正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而整个故事也发生在丁若铨和张昌大之间，一个曾经信奉天主教的饱学之士和一个想跨越阶层的捕鱼人之间，在水墨的画风之中，谈论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横渠四句的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儒学或说性理学也关注很具体的民生、世界、宇宙的事儿，所以王安石才在《游褒禅山记》里感慨：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但是在李氏朝鲜的后期，朱熹理学就变异地开始有排他性。首先把专制伦常以外的其他价值观都视为异端学说，在《兹山鱼谱》中丁若铨信奉的天主教就被视为“邪学”；

另一方面过分保守，采取“抗拒一切不法与变则”的武断态度，电影里张昌大就希望学习到“永恒不变的真理”。

丁若铨和张昌大围绕着安身立命、定国安邦、东学西学、出世入世、两班贱民、男性女性等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也在故事中徐徐进行，谋篇布局有其章法，层层递进有其深度。

类似的围绕两人思想和对话的作品，我想到《当尼采哭泣》，假托了两位同时期的大师相遇和对话。一位是哲学家尼采，另一位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最负盛名的医生、弗洛伊德的导师布雷尔。

有不少人看完《兹山鱼谱》心里的葡萄开始发酵，说这些故事咱们也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有、这样的深度我们也能，但这样的电影我们怎么就没有呢？

没错，陷入党政的李商隐，被多次流放的苏轼。

尤其苏轼，先是成为党政的牺牲品被外任杭州做通判，后来皇太后垂帘听政又被召回，再到后来直接被流放到疟疾横行、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惠州、儋州，1100年被赦免，第二年前往新任职途中逝世了。

好些评论说“又被韩国抢先”了之类的话，背后的玻璃心实在太容易被撞碎了，我们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导演和电影。

有一部电影筹备七八年，拍摄两年多，导演在1700多字的历史记载中开始研究，他研读了《资治通鉴》《新唐书》等等，还把从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史、节度使官阶形成、胡化汉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遣唐使和唐朝之间的关系都梳理了一遍。

这部电影在2015年获得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5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多个大奖，更是在第10届亚洲电影大奖上获得八项大奖。

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将东方自《诗经》以来流淌在这个民族血液中最美丽的诗意展示出来”。

只是，这部电影在2015年暑期上映时票房止于6109万，比同档期的《王朝的女人·杨贵妃》1.3亿少一半，和《道士下山》的4亿差很多，更与当年的票房冠军24亿的《捉妖记》不可同日耳语，相差近40倍。

估计说到这儿很多人还一头雾水，那就拨开层层迷雾，告诉大家这个谜底：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

我还想到另外一部20年前郑大圣导演的电视电影——《王勃之死》。

郑大圣导演1995年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毕业回国后，第一个接近电影的工作是为多媒体光盘《中国古代美术》担任编导。

2000年，他参与了电影频道启动的“自制电视影片计划”，于是有了这一次尝试，一部充满诗意的、写意的、意境的电影。

《王勃之死》还原了王勃和《滕王阁序》的历史故事，也虚构了王勃和落霞的爱情故事。电影里取自敦煌古乐的曲调，在琵琶声中传递着诗情画意。

很多年后有网友补了一条评论，说：某一个中午在电影频道看的，现在看起来好粗糙，可儿时的我真觉得这是自己看过最好的大陆电影了。

比起180万人看过的《刺客聂隐娘》，只有2000多人评分的《王勃之死》似乎更寂寞。

只是，我们是否要回到2015年关于《刺客聂隐娘》的舆论场：有影评人指责“看不懂的观众只配看《小时代》”，舒淇说“觉得闷可以去隔壁”，甚至直接把高度提升到“看不懂《刺客聂隐娘》就不配谈中国传统文化”。

有很多观点其实在抬一个杠，“有什么样的电影就有什么样的观众”还是“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把问题逼到“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窄巷子里永远无法解决。

拿《兹山鱼谱》来一棍子打死中国电影毫无必要，但探索一种诗意的、类型的、文化的、大众的讲述方式，把握一条历史的、现实的、写实的、虚构的叙事逻辑，或许是这部电影给我们更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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