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兵阵法一直以来都不断有人在试图一探究竟，先有学术界，后有民间不断地介入。然而，那个年代离我们太远了，古代文献仅有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学术界因不知其详而套用戚继光鸳鸯阵来解读，却又放不开。近有某某拳协会宣称复原了狼兵阵法，然观其阵图也不过是借用戚继光的鸳鸯阵聊以自慰一番罢了，而其中套用都安黄门的“布阵设套”又不知其法，古军礼之一的祭礼亦同样不明。如此复原还不如照抄戚继光的鸳鸯阵来得真实些。

早在《壮拳网》时期，南方民兵和扫叶踏雪则认为文献上记载的明代狼兵阵法不过是范例而已，古语有云：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排兵布阵，运兵调度皆随地势的不同，兵员的多寡，武器的装备而布置。随着热兵器的发展和装备，以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才改土归流的县域所遗留的作战方式来看，以冷兵器为主的作战方式早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把历史节点上的明代狼兵抗倭时所用的阵法拿来研究还是有意义的。据《筹海图编》的记载，当时的狼兵阵法有两种，一种是东兰、那地、丹州以少胜众的阵法；另一种就是《岑氏家法》。

先谈淡“东兰、那地、丹州以少胜众的阵法”，郑若曾在其著作《筹海图编》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东兰、那地、丹州之狼兵能以少胜众，十出而九胜。何者？三州土官之兵大略如昔秦人，以首虏为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将千人者得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军令临十人之将；凡一人赴敌，则左右人呼而夹击，而一伍皆争救之。否则，一人战没，而左右不夹击者，临阵即斩，其一伍之众，必论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而一队皆争救之。否则，一伍战没，而左右伍不夹击者，临阵即斩，其一队之众，必论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再结合《板鞋舞的起源和原型》中提到板鞋舞的原形是明嘉靖年间的那地土司罗武杰为备战抗倭用木枷锁训练狼兵的阵形，其法是：“三人连成一伍，九人排成方队，统一步伐，只能向前，不准后退。”不难看出，这是“九九方阵”，以百人队为例：将一百人中的八十一人按“三人连成一伍，九人排成方队”组成九个方阵排成三列，余十九人或为奇兵，或为后补，或为救援。

战前，闻招军号声而集结，临战布阵成“九九方阵”；作战时，第一通鼓响起，第一列三个方队闻鼓而动，如《筹海图编》中所言赴阵厮杀；鏖战正酣，第二通鼓响起，第二列三个方阵前出，接替第一列方阵厮杀；而第一列方阵退至第三列方阵后休息，等待下一循环出击。三列方阵如此循环交替，形成波浪式层层迭击。加之严苛的军法，及论功重赏，故其兵可死而不可败。明人谢杰在《虔台倭慕》中赞曰：“狼兵以东兰、那地、南丹州者为佳。其人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谓之真狼。”

再说说瓦氏抗倭时所用的《岑氏家法》：“岑氏家法，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上前，不必武艺之精绝者。”说实在的，区区六十余字已基本说明了田州兵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或许也以方阵的形式集结临战，但其“每伍自相为命”的作战方式和东兰、那地、丹州的三伍相顾相救的战法还是差了点意思。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东兰、那地、丹州的“九九方阵”和田州的“岑氏家法”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兵阵。而同时期的明军将领则多采用东兰、那地、南丹的兵阵来训练士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岑氏家法”则被戚继光收入其“鸳鸯阵”中，鸳鸯阵是“一队合称为两仪阵、两仪变三才阵、一伍分称为五行阵”的三种变阵形式。其中两仪阵取法于“岑氏家法”，三才阵取法于东兰、那地、丹州的以少胜众的阵法。而“鸳鸯阵”的得名则取自于阵首的两仪阵，即《岑氏家法》。

由此可知，狼兵用于抗倭的阵法促进了明军阵法的发展，郑若曾在其所著的《江南经略》中评价到：“狼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夷见而不师之也。”

至于在《壮拳网》时期，白衣狂石所提到的“长枪在前，两侧刀盾，双刀断后”的榜圩黄氏土司阵法，其阵法与古阵法的“牌为阵中第一器”之要义不符，是不能用于作战的。这应该是清光绪元年随土田州改土归流后因年代久远造成的讹误。至于其具体的布阵之法与缺失的部分因涉及狼兵的装备则需另文再书，就不过多的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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