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哈尔滨5月26日电（记者张玥　齐泓鑫）时钟滴答一声，记录延长一秒。作为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心脏移植者，脉搏的每次跳动，对于文峰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23年前，于文峰只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镇的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因病换心，让于文峰在爱心中“移”路前行，划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也在我国乃至世界器官移植的发展历程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跟正常人一样”

　　“我先上去，着急给我爱人做饭，下午还有课呢。”一路从帽儿山中学走到家，于文峰又快步走上五楼，记者“小跑式”才跟上他的节奏。

　　看起来比正常人还“正常”的于文峰有34年教学生涯，中间只停顿过两年。这两年间的经历，浓缩了人的一生——生与死的跨越。

　　31岁，正值壮年的于文峰带出了全市名列前茅的毕业班，5岁的儿子要上小学，然而突发疾病却让他原本多彩的人生变成黑白色。

　　1993年秋天，于文峰突然感觉胸闷，晕倒在讲台上。当地医院检查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医生劝他“回家养着”。

　　于文峰不愿意回忆生病的那段日子。那种每天只能卧床，24小时需要输液，隔几天就要实施电击纤颤紧急抢救，随时可能终止呼吸和心跳。

　　“那时就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连遗书都写好了。”于文峰的爱人李丽玲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于文峰被转到哈医大二院进行治疗，医生给出了不一样的治疗方案——换心。1994年2月8日。除夕的前一天，于文峰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术后醒来，于文峰不再觉得喘不上气，眼前的一切像被水洗过一样透亮。

　　刚刚换心的于文峰格外“爱心”，护士拍背护理，吓得他急忙制止，“别把我的心拍掉了。”术后7天，于文峰可以下地扶着走路，半个月后行动自如了。于文峰又活了。

　　“术后回学校，同事不敢跟我多聊天，怕把我‘累犯病了’，如今早没人说这种话了。”偶尔于文锋有事请假，帮他代课的老师常常会追着让他“全数奉还”。

　　大病初愈的于文峰也被家人当成宝贝，什么家务都不让他做。李丽玲说：“有一次他一手扛着50斤米，一手拎着豆油回来，把我吓得要命。后来发现也没什么，现在家务几乎他包了。”

　　于文锋开心地说，我要的就是这样完全彻底回归，不然，总被人视为“另类”就“闹心”了！

　　“做了就要活，还得长期好好活”

　　当年于文峰心脏移植的主刀医生，已经91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教授夏求明还担任着于文峰的“保健医”，长期跟踪研究术后的用药和保健方法。

　　谈起一路走来的艰辛，夏求明说，当时国内多例心脏移植手术接连失败，心脏移植的医学实践陷入僵局。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我带领百余人的医疗团队，成功地为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杨玉民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打开了我国心脏移植发展的大门。

　　杨玉民在创造了亚洲心脏移植术后存活18年的记录后，将“接力棒”传给了于文峰。于文锋的经历为器官移植描绘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标准。器官移植后不仅要有较长的生存年限，而且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能参加工作，有良好心态。

　　为什么于文峰能够刷新换心人生存的亚洲纪录？夏求明说，除了要注重供体心脏的健康程度和受体的身体状态。更是多学科协作、治疗中跟进新技术、不断攻关破解免疫排异反应等科技难题的结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哈医大二院就开始进行心脏移植动物实验研究。经过总结多次失败的教训发现，影响移植生存率的最大问题是免疫排异反应。在实验同时，夏求明利用出国机会，遍寻心脏移植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把当时能找到的百余篇文献纳入“囊中”。

　　“那时我们全院动员，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们都憋着一股劲，要缩短与国外差距。医疗资源相差甚远，但我们的医疗水平要向国际看齐。”夏求明说。

　　由于没有可参考经验，于文峰的治疗方案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对于文峰的治疗，也是科技工作者不断探索最新诊疗技术的过程。

　　据了解，全球注册记录的心脏移植患者中，虽然1年的平均存活率为90%，但是远期存活率改善并不明显，生存率仍以每年约4%的速度递减。

　　于文峰的长期存活，不仅意味着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的进步，也鼓舞了同样接受心脏移植患者生存的信心。围绕着于文峰的救治和护理，哈医大二院的医务工作者攻克了众多医学课题，并为心脏移植和肺、肝、脾、肾等大脏器移植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我们希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能变成下一个于文峰”

　　哈医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谢宝栋介绍，包括人工心脏、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都不能完全替代心脏移植，它仍然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手段。目前，心脏移植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最长存活案例33年。

　　“器官移植对患者，甚至家庭都太重要了。”于文峰说，如果不是当年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义举，不会有我8000多天的生命奇迹。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于文峰那样幸运。”哈医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田海经常会接到病人的电话，询问什么时间能做移植手术，这让他深感无力。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他希望等待移植的患者都能像于文峰一样，等到合适的供体，重获新生。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体来源的变化使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下降。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150。

　　夏求明、蒋树林等专家表示，器官移植的供体资源短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心脏移植对供体器官的特殊要求，心脏移植很难取得有价值的供体，不少患者在等待中逝去。

　　夏求明认为，器官移植的发展需要两套系统工程，一是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二是医学专业性的系统工程。前者包括在法律层面确立脑死亡的概念，建立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器官征集和分配体系、开展器官移植机构的资格认证和准入管理等。后者则要求医疗机构在人才团队、科技实力、硬件设备配套等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对为我捐献器官人的家属和朋友说，我活得很好，你们放心吧。”于文峰动情地说。

　　早在10多年前，于文峰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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