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3年活出“第二人生”亚洲最牛“换心人”过得咋样?）

时钟滴答一声，纪录延长一秒。作为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心脏移植者，脉搏的每次跳动，对于文峰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23年前，于文峰只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镇的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因病换心，让于文峰在爱心中划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也在我国器官移植的历程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50岁的人，30岁的心脏

“我先上去，着急给我爱人做饭，下午还有课呢。”一路从帽儿山中学走到家，于文峰又快步走上五楼，一边走一边喘着粗气说。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广告语:50岁的人，30岁的心脏。　　于文峰34年的教学生涯，中间只停顿过两年。　　1993年秋天，31岁的于文峰刚刚领回优秀教师表彰证书，准备上课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当地医院检查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医生劝他“回家养着”。于文峰不愿意回忆生病的那段日子:每天只能卧床，24小时需要输液，隔几天就要实施电击纤颤紧急抢救，随时可能终止呼吸和心跳。　　后来，于文峰被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治疗，医生给出了不一样的治疗方案：换心。还把已经换心一年半，膀大腰圆据说能扛半扇猪满处走的首例换心人杨玉民叫到他的床边，让他终于明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做第二个杨玉民，要么等死”。　　1994年2月8日，于文峰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术后醒来，于文峰再不觉得喘不上气，眼前的一切像被水洗过一样透亮。术后7天，于文峰可以被扶着下地走路，半个月后行动自如。于文峰又活了。　　大病初愈的于文峰，妻子把他当宝贝，什么家务活都不让他做。“有一天他扛着50斤的米袋子，一手拎着豆油回来，把我吓得啊。后来发现也没什么，慢慢就不管了，现在家里做饭他都包了。”

心脏移植:摸着石头过河

当年于文峰心脏移植的主刀医生——今年已经91岁的哈医大二院心外科教授夏求明，目前还担任着“保健医”，经常与几名换心人沟通，探讨术后的用药和保健方法。这个为我国心脏移植做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谦虚地称自己是心脏移植的“中介”，希望更多年轻人潜心研究，为国家的医学创新作出贡献。　　1992年，国内多例心脏移植手术接连失败，心脏移植的医学实践陷入僵局。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夏求明带领百余人的医疗团队，成功为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杨玉民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打开了我国心脏移植希望的大门。　　时隔一年半，于文峰心脏移植的手术再一次推动了我国心脏移植的发展。杨玉民在领跑亚洲心脏移植术后存活纪录18年后，将“接力棒”交给了于文峰。　　迄今为止，全球注册记录的心脏移植总例数已超过7万例次，并以每年3000例的速度递增。虽然1年的平均存活率为90%，但是远期存活率改善并不明显，生存率仍以每年4%的速度递减。于文峰的经历为器官移植描绘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标准：器官移植后不仅要有较长的生存年限，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正常生活是指能参加工作，有良好的心态。　　为什么于文峰能够刷新换心人生存的亚洲纪录？　　夏求明认为，除了注重供体心脏的健康程度和受体的身体状态，更是多学科协作、治疗中跟进新技术、不断破解免疫排异反应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促成的结果。　　“那时我们全院动员，各个相关学科达成共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由于没有可参考的治疗方法，对于文峰的很多治疗是摸着石头过河。术后这些年来，哈医大二院坚持为于文峰进行一系列生命体征检查，并长期坚持环孢霉素A(抗免疫排异药物)等血药浓度的监测，科学地指导用药。　　于文峰的长期存活，不仅意味着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的进步，也鼓舞着同样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生存的信心。围绕于文峰的救治和护理，哈医大二院的医务工作者攻克了众多的医学难关，为心脏移植和肺、肝、脾、肾等大脏器移植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期待更多患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重生”

哈医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谢宝栋介绍，包括人工心脏、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都不能完全替代心脏移植。它仍然是唯一的，目前有效的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手段。目前，心脏移植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最长存活案例33年。　　随着杨玉民的病逝，于文峰少了一位“战友”，哈医大二院的心脏移植患者群又少了一人。在供体紧张的背景下，这群心脏移植患者显得“势单力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于文峰那样幸运。”哈医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田海经常会接到病人的电话，询问什么时间能做移植手术，这让他深感无力。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体来源的变化使我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下降。据统计，我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150。　　此外，我国具备开展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单位只有169家。器官移植动辄需要花费几十万元，购买相应的设备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如果医生或医院的水平良莠不齐，就会使有限的资源被白白浪费，使患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期待更多患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重生。”夏求明认为，器官移植的发展需要两套系统工程，一是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二是医学专业性的系统工程。　　前者包括在法律层面确立脑死亡的概念、建立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器官征集和分配体系、开展器官移植机构的资格认证和准入、监控等。后者则要求医疗机构在人才团队的整体技术实力和相关设备仪器等的配套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对为我捐献器官志愿者的家属和朋友说，我活得很好，你们放心吧。”于文峰动情地说。早在10多年前，他就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希望能在死后将有用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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