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层面讲，戊戌变法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必败无疑。

变法的主导者，根本就是政治小白，无论是光绪，还是康梁，抑或杨锐、谭嗣同等“四小军机”，根本不晓得政治斗争的残酷，即使晓得，也根本应付不来。

光绪是道光以来最热心西学的皇帝，也有抱负和理想，但年轻人的心态过于着急，在局面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就贸然革了老师翁同龢的职，自断右臂，紧接着又在短时间内妄图抢夺人事大权，撇开军机处，成立咨议局，甚至把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要知道，在官本位社会，人事争斗就意味着利益争斗。你抢人家食，他们能不拼命吗？要抢，但不能着急，要布局好，一步步来。一句话，光绪想摆脱老佛爷的控制，但他真的不具备明君的基本素质。

康有为、梁启超更不用说了，身上文人气太重，也根本没有进入这场变法的权力核心，只是政策设计者，而体制下层或体制外的在野人士，提出的政策，往往流于空想，不切实际。所以，与张之洞一派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作为六君子的杨锐和刘光第，其实都是张之洞的人（冤死鬼），他们在政策上主张渐进式变革，认为康有为那套类似于法国的雅各宾主义，会把大清带入危险境地。而且，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也被张之洞斥之为“野狐禅”。这就是，为什么张之洞要专门写《劝学篇》，来与康梁一派打对抗了。

当年，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送上2000两银子，结果被维新派拒之门外，更是缺乏政治经验的表现。要知道，李鸿章可是思想很西化的人物，仅仅因为当时背着“卖国贼”称号，就盲目地拒绝合作，实在过于儿戏。来看当年李鸿章给上海格致书院出的考题：“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陀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其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早已超越所谓器物层面，进阶到文化层面了。戊戌政变后，李鸿章还对慈禧这样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其实，政变的发动者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曾经说过“今宜专讲西学”，八股取士也是她拍板废掉的。她与光绪的矛盾，并不在于要不要变法，而是谁来主持变法。至于她后来将所有维新措施全部废除，是为了拉拢守旧派势力罢了。她内心明白的很，要想挽救大清，只有学西方这一条路。但同时，她内心又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仇恨情结，认为是外国人把大清搅得混乱不堪，所以后来才会被一帮守旧大臣忽悠着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

光绪没有实权，依靠他自然会输，而依靠慈禧、李鸿章、张之洞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的改革分歧太大，这三位大佬都不会同意过快地改变政治体制。

有人会说，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呵呵，你去发动试试呗，那会正是民教冲突日趋严重的时期，民众的仇洋心态趋于激烈，怎么可能支持向西方学习。

若从思想和风俗层面来说，它又是一场成功的启蒙运动。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它留下了一整套可资借鉴的改革方案，这套方案后来被慈禧在清末新政时期几乎全盘继承。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就评论说，两者的改革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慈禧虽然干掉了戊戌变法，却继承了康有为的衣钵。

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说，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民族、国民等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这也是一笔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

最关键的是，经过这一波维新思潮，传统的士大夫开始发生思想上的大转变。当年搞洋务时期，仅有极少数的士大夫表示支持，但戊戌之后，一大波士大夫都纷纷开始向西方学习，当然是通过日本这一媒介，也就是“转身向东”。别的不说，单看戊戌时期走向兴盛的报纸，就能知道这场运动在启发士大夫思想转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绝不应该被忽视。

再者，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天足会等也对社会风俗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最早对缠足陋习发起攻击的，是传教士，随后是太平天国。但真正在城市形成思潮的，始于戊戌时期。正所谓：“缠足之事不早为之，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只有放足才能“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而且，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迈出了拯救中国女性的第一步。创办者经元善的这段话，如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中国人数号为四万万，而妇女因不读书，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论事功，皆依靠男子，则中国人去其一半矣。西人谓吾为半教之国，乍闻之必愤惊，然细思之，非半教而何也？”

总得来说，戊戌变法对后世的影响，更多得体现在思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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