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是汉朝的延续

晋朝不仅继承了汉魏的禅让统绪，而且继承了两汉“春秋决狱”以来的律法儒家化趋势（泰始律&张杜注律），继承了汉魏政权应对乱世局面所采取的都督军事出镇要冲制度（东汉州牧-三国都督-西晋宗王都督），继承了东汉以来的地方豪族逐渐升格为全国世家的趋势并予以制度保障（占田制对豪族庄园经济的优待、九品中正制的逐步变型走样与东晋门阀政治）。更为致命的是，西晋作为曹魏的“换头”政权，东晋作为西晋的“续命”政权，都没有客观机会与稳定高层去解决汉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至于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东汉体制所不能克服的社会问题，且并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去解决。

西晋是曹魏的换头政权

如果说想要把握准晋朝的定位，就必须回溯到汉朝（尤其是汉末变局）的话，那么想要理清楚西晋，就必须结合曹魏来看。或者说，曹魏西晋，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后拥有两个皇室的同一套功勋人马的官僚集团，曹魏与西晋虽名为两朝、归属两姓，却可以视为一个政权去看待。“三马食曹”的政治斗争，只是一次烈度极小的改朝换代，司马家即便打击政敌，也往往及身而止，并未株连家族，这固然是司马家篡魏本身多行不义之举所致，但也反映了魏晋两代君主普遍过于短命所致的皇权衰弱。曹魏虽有高寿的曹操，西晋虽有高寿的司马懿，但他们以前朝功臣身份渡过了过于漫长的岁月，以至于真正“自作家门”的时间并不是很充分，再加上曹丕、曹睿、司马师、司马昭等英主的短命，使得魏晋二朝都把精力消耗在了营造私党与高层稳定上，全无勘平乱局、再创治世的精力。魏晋南北朝诸政权所普遍存在的这种创业之祖“晚年营私”、二代之宗“短命不稳”，恰与秦隋这种创业之祖“经天纬地”、二代之宗“暴虐激进”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映衬出汉、唐、宋、明等长期稳定一统王朝创业之祖“南征北战”、二代之宗“文武并治”模式的适宜。

司马懿的主要战功

西晋的基本脉络

具体到西晋的流变过程中，三马食曹在高平陵政变的冒险投机之后，通过司马家族掌控都督一方的军镇权力，配合坐镇中央的司马兄弟“霸府”，形成对北方局面的震慑，碾压掉形同囚犯的曹魏亲王、孤儿寡母的曹魏帝后以及心有不甘的曹魏淮南的反抗力量，进而完成篡代。但15年内就换了三次四人做主君，严重影响了主君的威势，增加了司马家主为了博取皇帝名位而向“魏臣”输送各种政治妥协，以期获得更多“晋臣”。这就导致了西晋不仅没法儿解决世家勋臣逐步抬头的趋势，而且还需要养大一大批出镇了的宗室王制衡外姓勋臣，进而影响了帝系继承的稳定。换言之，西晋陷入了一种，宗室王防勋臣，皇子外戚在后的层层设防之窘境，这个窘境虽非西晋所独有，却因西晋立国以前之形势与司马炎的昏招与贾后的乱招而矛盾过速激化。

西晋开国之后，官僚集团的迅速分化固然肇因于司马氏集团形成过程中所埋下的种种矛盾，但晋武帝一系列乖张的政治举措无疑是矛盾激化的重要催化剂。尽管从表面上看，由于武帝的极力弥缝，在其生前，西晋官僚集团内部虽然大小矛盾不断，整个官僚体制尚算运作良好，甚至有“太康之治”的不虞之誉。但如果纵观武帝一朝的政治变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矛盾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更好的化解，反倒因政治斗争的发酵作用而变得愈发严重，特别是关于齐王攸地位的争论，严重破坏了西晋政治中的权力结构。武帝去世之后，继位的惠帝司马衷由于智力低下，缺乏掌控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失去了皇权的仲裁与平衡，原本尚能维持表面和平的官僚集团迅速卷入了疯狂的内斗当中。武帝苦心维持的政治平衡轰然崩塌，伴随着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原有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土崩瓦解。——《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司马攸之人望，使司马炎深惧司马攸一系会取代自己的子孙。咸宁年间，晚年司马炎为了排异司马攸，不惜打破政治平衡，用外戚杨家主政与皇子王替代宗室王的手段，试图堵绝皇权旁落的隐患。奈何，这种手段是一种自不量力的激进，试图在皇权衰势之下，排斥世家与宗王的参与，必然引起掌握军镇实力的宗王与掌握地方势力的世家的不满与反扑。

魏晋风骨

西晋的速亡原因

司马炎一死，外戚杨氏就被贾后联合宗王、勋臣予以诛除，挑头的司马玮，也被贾后扑杀。这次政变连环杀，是矛盾的第一次激化，而后虽有张华辅政，却也止不住贾后妒杀太子司马遹这种嫡母诛杀嫡子的“宗法大乱招”。如果说，司马炎是因为多有不得已的昏招庸招而留下祸根，那么贾南风便是那种在关键风口胡乱拱火激化矛盾的悍妇，两位主政者一前一后，将西晋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才酿出了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所带来的三百年乱世。

八王之乱不仅仅是一次宗室内耗，更是一次“野战军”的火拼，从曹魏都督区开始积淀下来的长安、许昌、邺城三镇兵力与西晋央军全数耗尽，这就为在汉代便以内迁安置为归宿的边郡归附北族有了从秦陇、三晋、幽燕等边郡直入关洛邺的可能。再加上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等实力派宗王对不同内迁北族的拉拢纵容，直接为五胡“乱”华提供了合法的借口。质言之，所谓五胡乱华，除了屠各匈奴与羯胡是出于反抗而主动乱华，其他的鲜卑氐羌反倒是这些个西晋宗王们邀请进中原来祸乱异己的。

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取得了八王之乱的胜利，却也看出中原的空虚与危机，便与其首席幕僚王衍趁早留了一手在南方荆扬，这就为日后的东晋续命留了一丝合法性。

仇鹿鸣先生著作

东晋历史的三条主线

世家王敦、王导借着王衍的地位，出镇荆扬，司马睿作为宗王代表跟着去了，所以，东晋政权说穿了就是西晋宗王与世家的联手，司马睿本身，若不是托了屠各与羯胡的屠戮，按照宗法就根本没有继位的机会。而王敦、王导也需要借助晋的名号来维持稳定，因此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政治。

纵贯东晋史的有三条主线，一条是东晋皇室与门阀世家共天下，一条是上下游之间的荆扬之争，一条是南迁流民被东晋安置在江北作为抵挡或北伐的主力。三条线相互纠缠，皇室、不同的门阀、流民帅（北府将）相互内斗与外战，构成了东晋史的主轴。

门阀政治，具体体现在王、庾、桓、谢四大顶级门阀的不同主政风格与权力的转移上；荆扬之争则通过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殷仲堪、桓玄的坐镇荆州而与扬州的不同掌权势力抗衡；流民帅（祖逖、苏峻）以及郗鉴、桓温、刘裕三批次团成的北府兵，构成了荆扬之间以及晋帝与门阀之间的第三股势力。三股势力（皇室、流民、世家）与三处地块（扬州、江北、荆州）共同形成三条主线，进而拧成一股东晋史的流变。

具体地讲，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是冲击东晋早期政局的两波事件，桓温北伐与淝水之战则是荆扬之争烈度降低所带来的东晋军功鼎盛时期。但，桓温的威势与北府兵的强劲，为日后的桓玄、刘裕（本应是刘牢之的机遇）提供了颠覆东晋稳定的实力。且，淝水战后，谢家全身而退，客观上为会稽王父子擅权提供了机会。质言之，东晋中期的军功反而为东晋后期的各方暴走埋下了伏笔。

所以，淝水战后，东晋不但未能匡复中原，反而陷入到更加激烈的内耗之中。会稽王父子代表皇室宗王势力、桓玄代表世家势力、刘裕代表流民帅势力，先后搞出了一系列大新闻，冲击了东晋门阀政治这一脆弱而勉强的平衡。再加上，卢循之乱从经济上破坏了东晋中央与世家庄园的财粮根基：三吴两浙，使得东晋政权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成为北府强兵头目刘裕的傀儡，走向灭亡。

田余庆先生著作

两晋与十六国、南北朝的关系

以上，大致梳理完了晋朝的前因：汉魏与晋朝的关系，以及两晋各自的流变。接下来，谈谈十六国与北朝。如果说东晋是西晋宗王与地方世家的联合，那么十六国就是西晋宗王引胡撕逼政策的延续。除却成汉、两赵与冉魏是以反抗西晋压迫而较早“反晋”，其余各国无不是晋朝官方册封的“王国”，这些“封国”无不是挂“拥晋”之名、行“逐鹿”之实，坐大以后再“抗晋不尊”。北魏也是其中之一，北朝便渊源自这里，这是十六国乃至北朝与晋朝的关系。

北朝的对手南朝，则是东晋政治经历会稽王、桓玄、卢循、刘裕四波折腾之后的产物，依然表现出“皇权+宗王+世家”的格局，三方各自强化自身利益并将其制度化，形成了脱胎于魏晋制度的齐梁变体。这种衍变配合北魏在河西与辽东搜罗到的典章制度，首先为太和改制提供了材料，又为日后唐朝的南朝化提供了素材，这是南朝乃至唐朝与晋朝的关系。

参考书籍安利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陈长琦：六朝政治

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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