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余秋雨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名叫高地地的小山村。出生那天，秋雨连绵，祖母说，先给孩子起个小名，秋天下雨，随口叫，等天晴了去庙里找老和尚取个大名。天晴之后请来老和尚，老和尚取名长庚。由于村里已经有了一个叫长庚的人，于是余秋雨的大名便不怎么叫，只叫小名。后来余秋雨暴得大名，有人问，秋雨是你的笔名吗，这么有意境。余秋雨说，我从来不用笔名，这是我的本名。又问，谁起的，这么有意境？余秋雨说，我的祖母，不识字的祖母。

余秋雨四岁，老师来家统计可入学的适龄儿童，他正在八仙桌下面和几个小朋友爬来爬去玩游戏。妈妈笑着问老师，地上爬得要不要？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几天后，余秋雨便背着一个大草帽上学了，草帽上写着“秋雨上学”四个大字。老师们看到草帽上的字，从写字的功力判断出余秋雨家庭的文化背景。

那时候读书用毛笔写字，课桌上放着砚台纸墨。每次下课，余秋雨满脸满手墨迹斑斑，老师就把他抱到河边洗脸，洗完抱回课堂。下节课由下一个老师同样的事情再来一遍。洗完之后，老师们就在他脸上拧一把，女老师拧的不疼，男老师拧的很疼。有一天校长拧完，拿出一本字典，教他怎么用，告诉他，你回家让你妈妈买一本，这样就能认识很多字了。

余秋雨爸爸在上海工作，听说余秋雨四岁就上学，吓坏了，写信让余秋雨留级，“怕用坏了脑子”。妈妈征询余秋雨意见，余秋雨说，让我留级学那些已经学过的知识，岂不成傻子了吗。妈妈赞成他的意见，便让他给爸爸写信，声明不想留级，但是可以让妈妈代写家庭作业。每次他从外面玩回家，看到妈妈一笔一划模仿孩子笔迹给他做作业，非常吃力的样子，就说，妈妈，你写在纸上，我抄一遍就行了。妈妈感激地说，孩子真懂事。

妈妈说，旧上海有好多“书毒头”，比平常人傻多了。“书毒头”是余姚人对书呆子的称呼，充满鄙视和嘲谑。余秋雨长大后方才明白，书毒头应为​书蠹头的误读，蠹就是“咬文嚼字”的小虫子。为了不让余秋雨成为一个小书毒头，妈妈便让余秋雨给全村人代读代写家信，这活儿以前都是妈妈给人干。妈妈说，身轻的采桑，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乡亲们大都不识字，咱们识字，帮他们写信读信，理所当然。

妈妈不仅把写信读信的任务交给了他，还把帮村里记账算账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余秋雨担此大任，受宠若惊，干得非常认真。年终村里给余秋雨分了十斤干蚕豆，十斤土豆，作为报酬。干蚕豆炒着吃，土豆煮熟了，用线穿着挂在脖子上，好像佛珠一样。这是余秋雨生平第一次“知识变现”。

小学五年级，余秋雨把家里储藏室清扫出来，支了一张床，摆了一张桌，改成书房。在这间狭小逼仄的书房里，他读了《石头记》《家》《春》《秋》《史记》以及林语堂主编的《开明英语读本》，还有各种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后来他去了安徒生的故居，发现安徒生写作的书房同样逼仄狭小。

十岁，余秋雨去上海备考重点中学，由于以前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爸爸以为他很大程度考不上，却无法可想。叔叔带他去书店，余秋雨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一排排垒成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感拖拽着他，他被完全震撼了。

余秋雨不负众望考上重点中学，初中二年级便成为学校里的“名人”，每天上街爬上钢脚架画巨型壁画，引来大量群众驻足围观。因为画画的人太小了，只有十一岁。由于沉迷画画，数学考试不及格，被爸爸在大年夜当着亲友的面一顿狠批。余秋雨化羞耻为力量，过了年便去图书馆借数学书刷题，很快考了全班第二名。上了高中，余秋雨的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浑身洋溢着只有高中生才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坚信自己能考上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于是他不择名校，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

​1975年，年届而立的余秋雨进入浙江奉化大桥镇锦屏山下的一座图书馆潜心苦读。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纯净。脚下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他买了最便宜的干粮，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扑在书籍上。半山腰有一处山泉，清冽甘甜，散步时拿个杯子，一口气喝个够。

图书馆须发皆白的保管员问他，这么枯燥深奥的书籍，你一个年轻人怎么钻得进去？余秋雨说，只要钻进去，就不枯燥深奥了。整整半年时间，余秋雨读遍图书馆中每一册藏书，包括各种被称为“备要”的书籍。他也从中学到了一些读书方法，比如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一路探寻结构，步步都有发现。

后来他的祖母说，我家秋雨在没吃没喝的荒山野岭住了那么久，真有一股狠劲。余秋雨笑着说，吃喝还是有的，山也不荒。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掉进一个山洞，学会绝世武功，出来后当上CEO娶上白富美登上人生巅峰，余秋雨山中苦读，与张无忌类似。

33岁，余秋雨决定走一条寂寞幽深的学术道路，把上辈子未曾学得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终极价值，人文取向，文明脉络，艺术哲学，比较完整的补回来。他栖身于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米小屋里，将一切可能导致精力分散的课题沉溺，群居乐趣全部摒弃于小窗之外，他相信，陋室才有大静。他一次次去上海弄堂里拜访博学多识的老学者，读一段书，写一段笔记，做一段评论。不明白之处读得很慢，有时候遇到艰深概念，三两天才能疏通一句。

大热天，北窗的艳阳如火如荼，没有一丝风，稿纸上全是汗渍。冬天裹上棉衣，双脚还是冻得不可言喻，只得把一个稻草编织的保温筐搁在桌下，伸脚进去，再塞上棉花。离小屋不远处有个居民小食堂，每天两次端个小锅去买饭菜，再端回来吃，顺便泡碗紫菜汤。紫菜汤余秋雨百吃不厌，放几枚​海蜒​，稍稍滚煮，加较多的醋和少量酱油，再放入紫菜，一滚即起，费材极廉，费时极省，一二分钟可得，喝的时候，眼睛就在书上了。

他的小屋四壁皆书，由于房子太小，书架只能从地板做到头顶，抬头一看，像要压下来。收水费的惊问，你在书店工作？他说，我不卖书，只买书，为了教书。

就在余秋雨埋头苦读期间，妻子（前妻）“不了解他工作的意义，却走在了时代前面，早早地投入商业，去了南方，与他失去了联系。”“对方怎么都不理解为何我在商业大潮初起的背景下还要坚守贫困日夜埋头写书，便自行去了南方经商，五年多时间既无地址又无通信。”对于二人结婚的初衷，便是“当时可供最后一代大学生成家选择的结构已经崩解”，为了圆祖母在生命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成家的心愿，而且这个心愿“有着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便托同学介绍了一个“他们也不熟悉的女工。”“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结婚）本身而言，实在是太粗糙了。”

虽然写得隐晦，但是说明三点。第一，两人结婚时没感情。第二，两人没有共同奋斗目标。第三，两人分居长达五年，音讯全无。分居期间正是余秋雨最为困难的时期。

​​面壁多年终破壁。余秋雨破茧成蝶，写出了六十八万字的《戏剧理论史稿》，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日后多次翻开此书，余秋雨眼前都会出现一个在夕阳之下步步跋涉的人影，那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是​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他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他从此知道了生命的归宿，知道了“真正的大学问不是货仓，他不是占据你的心灵仓库，只是把你的心灵仓库扩大，夯平，清扫。它改建了你的心灵仓库，从此，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轻松，不再有心理负担。”他“越学胸中越空灵，越写心中越疏朗，好像做了一次大减法而不是大加法。脑海中整个儿空空荡荡。”

《倚天屠龙记》有个剧情，张三丰教张无忌练太极剑，开始张无忌能记住四五层，后来能记住两三层，再后来全忘了，一招一式都没记住。这叫“化剑招为剑意”，是舞剑的最高境界。余秋雨书读得越多，“脑海中越是空空荡荡”，正是把书都读透了，读薄了，读没了。把文字读成了文化。孟子盛赞孔子，能把满腹经纶“大而化之”，以浅显通透的方式教给弟子，不愧“圣之时者”。余秋雨当然达不到圣人的标准，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是照着圣人的读书方法学习的。

余秋雨声名鹊起之后，得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些学术大佬亲自指点，诸如金克木，徐梵澄，李泽厚，王元化，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等（排名不分先后），他们带给余秋雨思维的快感，简直无法言喻。经过这帮大佬的熏陶点拨，余秋雨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高度，有了新视角，进入这种天地再走出来，“就再也无法面对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刻，故意营造的深奥，卖弄痛快的武断了。”

余秋雨深刻感受到，文化最重要的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文化大师传承，并不能仅仅通过文字传承。用孔子话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随后余秋雨出版了多部戏剧学专著，很快在学术界声名赫赫，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三年之后提出辞职，连续递交了23次辞职报告，六年之后彻底辞完。担任院长期间，有一次被水龙头割伤右手，开了很长一道血口子，用毛巾包住就往医院跑，血滴了一路。同事送他到医院，向医生恳求：“他是写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住啊。”最后右手缝了八针，留下一个终身性的伤疤。

至于余秋雨为何要在人生高光时刻急流勇退，主要原因就是干的太好，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更高一级（省部级）职务。余秋雨面前于是有了两条路，一是搞行政工作，一是做学术工作。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他必须选择一样。他每天去学院附近的龙华寺“闲散”，坐在林中一把长椅上，面对杂草丛生的池塘，一坐一下午，一连几个月。选择是困难的，杨子歧路而哭，余秋雨最终下了决心，向着弘扬中华文化的高地走去。

用小时候妈妈教诲的话，因为他有满腹文化，所以有义务把这些文化传递给世人，告诉世人，文化是好的，我们要多学文化。

他在辞职典礼上说，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荒芜，胡不归。”我不如陶渊明，陶渊明起码还有田园可归，我却连荒芜了的田园都没有，只能独自去寻找我的田园。离开上海戏剧学院的最后一天，他透过车窗，看到微雨之中，校园的树丛似有烟岚朦胧。

​​辞职之后，余秋雨决定用文学的方式，用个人的话语，用一己之笔触，踏出自己的脚步，走出沙龙​妮​侬，酒吧喧嚣，茶馆清谈，走出一圈圈以各种名义筑造起来的围墙，走向平民天地，走向寻常巷陌，要以超过“学古文，学外文，学奥义，学僻论”的艰辛，学习世间话语，表述“大空间和大时间。”

他孤身一人踏入西北高原，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写起，寻找一个个文化废墟和古迹，“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把孤独的无奈，质感的荒凉，化作一篇篇文化散文，走一路，写一路。最终结集出版，是为《文化苦旅》。文化苦旅顾名思义，便是在艰苦的旅行中寻找中华文化之根。《文化苦旅》很快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一浪又一浪文化热潮，上到饱学鸿儒，下到贩夫走卒，直至烟花柳巷，几乎“凡有井水处，皆读《苦旅》。”

“余秋雨”三个字，至此名满天下。

功成名就，余秋雨没有止步不前。他在知天命之年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了包括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等等世界文化遗址，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唯一完成此举的人文学者。他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他获得了包括白金作家奖等多个奖项，多年来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评为“当代最喜爱的写作人。”

余秋雨赞誉满身，但我最喜欢贾平凹对他的评价：蹈大方，出新裁。

大方就是不小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说，寻章摘句，唯务雕虫，这是小人儒。以余秋雨的学力，他完全可以写出一些学院派考据文章，旁征博引，晦涩艰深，除了极少数靠研究这些东西吃饭的专业人士，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或者没有兴趣看。余秋雨跳出这些桎梏，把一本书化成一句话，把一段史化成几个字，“大而化之”。事实上许多人都是从读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之后，方才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方才有了兴趣去读诵，去接触，去研究。所以余秋雨是名副其实的“大儒”。

出新裁便是不走寻常路。好多搞学问的一辈子蜗在书斋里，青春作赋，皓首群经，从书里来，到书里去，翻来覆去，弄不出新东西。余秋雨勇敢的走出了书斋，走遍中华大地，走向世界各地，弄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这些文化不是坐在家里翻翻书就能搞出来的。王朔说余秋雨“就是写了些游记，算不得什么。”但是中华泱泱几千年，靠写“游记”扬名后世的，只有明朝的徐霞客，不同的是，余秋雨青出于蓝，比徐霞客走的更远。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独自领悟。其实这些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得一即可笑傲江湖扬名立万，余秋雨却四者皆具。所以他能成为“文化大师”，一来靠个人努力，二来当然也是时代赋予。

​​余秋雨一生投身文化传播，年近古稀，他把自己毕生所学整理成书，便是这本《中国文化课》。这门课本来是他的博士生课程，但他为了让全国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读者受益，便用好几年时间，把这门课程文学化，个人化，普及化了。在这本书里，网上轻易就能查到的通行知识少之又少。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自然融入，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桥栈，连接一座座文化峰峦，以便读者攀缘。他相信，中华文化拥有充分的覆盖面和向心力，读者对它的追索劲头和话语兴趣，远未疲倦。

喜欢余秋雨的朋友，喜欢中华文化的朋友，我强烈建议大家买一本他的《中华文化课》看看，毫不夸张的说，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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