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翻开近代中国海战史，正是一幅变革中求生存的民族兴衰史，充满令人心酸的血洒海疆战事。知耻而后勇，相信曾经的百年沧桑对今天启发国人海权观，会有所裨益。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重陆权、轻海权，但在明代中期之前，我们的海上力量还是较强的。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有明朝率水师援朝击败倭寇的事例，也有明末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直到清初，还有康熙派施琅统一台湾之举。可是此后，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缺乏海权观念，海防力量越来越衰弱。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来自海洋上的“洋人”给东方睡狮当头棒，清政府总算开始重视海洋了。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振海防力量，比如兴办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编练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造新式军舰、派遣留学生等。

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动两艘铁甲舰和几艘商船，载兵3000多人，对台湾发动进攻。清王朝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海陆军赴台，对付日军的侵略。沈葆桢率领福建船政局新造的几艘军舰在澎湖、台湾一带布防。6月中旬，沈带着兵轮到达台湾，要求日军撤军，同时修筑炮台，加强军备——在澎湖列岛建造炮台，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沈还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这时，侵台日军遭到高山族人的顽强抵抗，防不胜防，加上军中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进退两难。这时，清军由于先期在福建船政局生产了多艘军舰，加上派兵布阵，在台湾地区形成了远高于日军的军力优势，底气十足。此前，李鸿章同日本专使柳原谈判时还讥讽日本不守道义，使柳原十分羞愧狼狈。日本后来派出大久保利通与李鸿章谈判，中日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同意撤军，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

然而二十年后，同样是李鸿章办理对日谈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这时因中国军队战败，李鸿章再也牛气不起来。他坚持与日本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激怒了一个日本浪人前来行刺，李鸿章脸部被打成重伤。此事引起各国舆论哗然，李带伤谈判，多少总算压住了谈判的底线，弱国无外交，但最终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却是深远的——四万万人齐下泪，社会震动之大，前所未有！

鸦片战争前清朝海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国防布局上“防内”重于“防外”，从顺治到乾隆，大都在西北、西南和东南用兵，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设防重点，其任务虽有防外一面，但主要是防内。在沿海、少数口岸和部分内河虽设有水师驻防，并修筑了一些炮台，但主要任务不是防御外敌入侵，而是对付走私和缉拿海盗。鸦片战争后，情势略有好转，但轻海防的观念并未根本转变。

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海防告急的同时，西北边防也同时告急。1865年，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所谓“哲德莎尔汗国”，成为英、俄走狗，1871年沙俄又强占伊犁。

清政府财政严重不足，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坚持“海防论”，王文韶主张“塞防论”。第三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并重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并重论”实质上是“塞防论”。左宗棠随后于1875年率湘军远征新疆，1878年收复新疆，1881年又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功不可没。但由于远征新疆，共耗资5230万两白银，而同期的南北洋海军建设仅能得到400余万两。经费不足，对巩固海防来说无疑是一大遗憾。

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下的福建海军，不久便在中法战争中的马尾海战中，败得很窝囊。1884年7月中旬，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侵入马尾港，伺机挑衅。世界战争史最荒谬的一幕发生了——清廷居然允许侵略者的海军与自己的水师比邻而居，同时停泊在马尾港中，真是与狼共舞！而且此时的清廷仍幻想议和，居然下旨严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福建海军。23日，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同时发起攻击。张佩纶、何如彰赶紧逃命，负责指挥的副将张成开战后跳水逃命，各舰失去统一指挥，仓促应战。尽管水兵们英勇还击甚至战死，但惨败局面无法扭转。这一战，李鸿章、沈葆桢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如果说中法战争的失败，是由于装备远不如敌军，加上不懂得海军的运用的话，那么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军北洋水师的失败，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北洋水师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有从德国买来的巡洋舰，舰长们几乎都是从法、英留学回来的“海龟们”，为何仍败得那么惨呢？

究其原因，首先，“中体西用”严重制约着海权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其本意在于不触动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前提下，仅在应用的层面借鉴西学。李鸿章等人盲目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唯独火器万不能及”。“中体西用”的理念，实质上是封建社会“重道轻器”文化的反映。

重道轻器，使得空谈方略之“道”的风气盛行，而对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却视之为不上档次的“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坐而论道者，平步青云；专心于科技创造者，却成为下里巴人。这正是近代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一个关键原因。反映在军事上，则是重视以谋略制胜，轻视武器装备的研发；重视外交上的合纵连横，轻视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取胜。

李鸿章在大敌当前时，总是不切实际地幻想“以夷制夷”，靠外交权谋的“重道”制胜，让列强出面干预。结果，临战之前诸如弹药补充、装备更新、总教习人选、训练质量等事关战争胜败的大事，却被当作“轻器”处理，没有加以解决。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北洋舰队虽有巨炮8门，“唯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更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管甲午海战中命中弹丸不少，日舰却无一当场沉没。

“道”与“器”未加以有效地融合，其结果，便是“道”与“器”俱失。其次，没有学习当时世界先进的制海权理论。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军虽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武器装备、物理、化学、机械等书籍，却没有翻译相关的军事理论书。海军的领导层缺少制海权观念，水师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战略战术的教育训练。

身膺战争指挥重任的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用来防御则有余，用之进攻则不足，其作战指导是消极的。但他对威海卫之战提出了“水陆相依”的方针，指示丁汝昌在日舰来袭时，应率舰出港、在炮台火力控制线以内合力击敌。他虽然令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却并没有限定他守在港内不出动，而且还要求他出海拼战。

清廷于是连发四电，令丁汝昌“乘间出击”、“断敌退路”、“至成山袭击其运船”、“断其接济”。作为海上战役指挥官的丁汝昌，却未按清廷和李鸿章的指令行事。直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才企图组织突围，已为时太晚。这是丁汝昌的悲剧。丁的大义令人感佩，但他确实不谙海战，自己少谋寡断又不执行上级命令，以致断送了北洋海军，造成千古遗憾。

再次，形式主义还死人。由于缺少足够的训练，致使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射击命中率很低。当日舰西京丸已被击伤，船上日军“闭目待尽”时，定远等舰向它射击数枚鱼雷，居然一发未中，西京丸得以侥幸逃走。相反，日军发射鱼雷打击致远、经远舰时，每发皆中，结果两舰相继被击沉。黄海一战中，中国未沉的军舰中弹数为754发，日本舰队中弹数为134发。除去日军装备了速射炮的因素，也足见双方射击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这就不难理解北洋舰队为何最终覆灭了。

纵观近代史，清军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变革，却为何在海上屡战屡败？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缺少开放的海洋观念，封闭的陆权思想害惨了清廷。正如恩格斯所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的手和聪明的心。”什么是变革？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言：约瑟王的骑士用现代的AK-73步枪来砸敌人不是变革，而当他拿枪来瞄准敌人时，就叫变革；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士兵，可能是骑着骆驼、带着假腿，但他有着美军GPS导航的帮助，有预警卫星，这样的部队，也是变革。即使拥有相同的武器，但思维方式、组织系统若完全不同，战斗力也会大相径庭。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面对远道而来的日军侵略，显得力不从心，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其间的教训令人痛彻骨髓。

先说局部抗战时期的海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吴淞口外日舰云集，黄浦江上战云密布。1月28日，日本海军派遣侵华的第1舰队司令盐泽狂妄宣称：4小时之内即可占领整个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然而，作为中国军队一员的国民党海军却一枪不发，作壁上观，令国人哗然。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海军怎么国难当头却袖手旁观了呢？原来，国民党海军严重缺少经费，抗战爆发时还只是一支小型海军，远不能同日军对抗，所以采取了避战自保的可耻办法。直到1934年海军部才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抗战初期，中国海军简直不堪一击：所辖121艘舰艇，自沉25艘，被日军击沉88艘。战至1939年1月，只剩下小型舰艇15艘，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川江一带。这时，国民政府也无力造新舰。

海军的整个舰队不值一提，唯有布雷建有奇功。海军布雷队坚持敌后，历尽艰难，成为海军打击敌舰船的主力。仅第一游击区在1940年1月到10月，就炸沉敌舰46艘，炸伤3艘，以及汽艇43艘、小火轮2艘、运兵商船6艘。日军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抓住布雷谍报员陈木生后，予以严刑拷打，最后活活锯死，抛尸江中。

制海权与制空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强大的空军，夺取制海权是难以想象的。抗战期间，中国海军之所以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而几无还手之力，主要是由于缺少制空权。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蒋一看，勃然变色，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不发一语。蒋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周这才期期艾艾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与会的人也没插话。最后，蒋用手一拍桌子，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的。”这张图表统计的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为300架左右。当时，在国人印象中，空军没有1000架，也至少有800架飞机。

原来，周至柔为办事方便，请蒋夫人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事事听命于她。宋美龄上任不久，认为飞机我们不能自造，全部购买自外国价格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空军的经费全数存在香港外国银行里。

由于这个决定，在抗战前两年，空军已停止了新机补充，日常训练的飞机依然是陈旧货色，大半超龄。在训练中有所损坏，却没有新机补充。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束，孔、宋利用蒋介石50岁生辰，发动全国献机祝寿。听说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热烈响应，连不久前发动两广事变的军阀也打电报来祝寿，捐献了15架飞机。全国所捐之款，约可购驱逐机100架。空军后来所用“霍克”三型驱逐轰炸机，即系此笔款项所购。

据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空军的作战飞机共有120多架，加上航空学校、侦察学校和空运大队的练习机，共计有轰炸、驱逐、运输机等184架（航委会训练处统计表上数字），各学校和部队还有教练机85架，总计260多架。 这点飞机，淞沪会战后就几乎打光了。武汉会战时，基本是由苏联航空队打日本飞机。后来，在陈纳德飞行队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守住了半壁河山。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恢复元气，1944年起夺取了抗日战场的制空权。从武汉失守到抗战胜利，中国空军共出动3748次，击落敌机372架，摧毁地面敌机487架，毁伤敌舰船7800多艘，各种车辆8400多辆。 随着空中力量的增长，中国抗日军队不仅完全抗住了日军陆上的攻势，而且转入反攻的时机也日渐成熟。

美国人曾写道：“历史上最忽视海军建设的要数美国，而最后把海军建设得卓有成效的也是美国。”“……美国的大部分历史自然是海上活动的人和船的历史，而美国海军则是这个伟大海上武装力量，靠了这支昼夜巡行的海上武装，美国才能够存在，能够获得它所希望的成就。”

据统计，二战期间（不包括战前），美国共建成各种航空母舰102艘。莱特湾大战，美、日双方投入的航母达39艘，其中美国的航母达30多艘，日本仅占了个零头。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虽然没有独立的海军，但其海军航空兵与海军舰艇部队、海军陆战队进行的作战，却是十分成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联合作战的登峰造极之作便是欧洲战场的诺曼底登陆战，正如其代号的名字“霸王”，气势恢宏，霸气十足，美英盟军各型舰艇9000余艘，飞机13700架。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已从狭义的地理边界不断向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扩展和延伸，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已成为重要安全领域——诚如美国海权论创始人马汉所言：“海军是‘强国俱乐部的会员证’、撑起商人腰杆的力量。”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保证海外经济利益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