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信刚：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如何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人类走出非洲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但它却是人类祖先的发源地。1974年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副三百二十万年前的女性骨骼化石，现在陈列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的一个玻璃柜橱里。她被学者们昵称为“露茜”（Lucy）。“露茜”能仅靠双足行走而无需用前肢触地来保持平衡。1994年，又发现了一副四百四十万年前的雄性类人动物（hominid）的骨骼。他也可以用双足直立行走，但脑容量较“露茜”要小。这说明人类的进化是先直立行走，然后头颅才变大变重。此外，在埃塞俄比亚还发现了二百五十万年前的石制工具；在肯尼亚发现了二百万年前的化石上有人类远祖用双足行走的脚印。科学家们认为人类的远祖大约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由非洲东部游走到世界各地的。他们某些留在非洲东部的后裔在大约十万年前进化为现代智人（Homosapiens），并再度“走出非洲”，这就是今日人类的直接祖先。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今天全世界所有人类都有可能是由十万年前的同一祖先繁衍而来，间接支持了“走出非洲”的理论。我这个“游走于文明之间”的系列文字由埃塞俄比亚写起，可以说是顺理而成章。遂自评曰：既符合科学知识，又带有人文情怀，还兼及国际政治。曲线留学约半个世纪以来，我在世界各个不同文明区域学习、工作、游历和考察，也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的。1962年我从台湾大学毕业，服了一年兵役之后,和当时大多数同学一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是我有一个一般人所没有的问题，那就是我父母早前已申请移民美国，只因当时美国的移民法给华人的名额很少，要等许多年才能轮到，所以他们就先离开了台湾，到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工作；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因此都离开台湾到美国念书去了。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一位华人雇员看了我的留学申请表之后跟我说：你只身在台,又有明显的移民倾向，拿不到留学签证的；如果你一旦被拒绝签证，别地方的美国领事馆也不会给你发签证。你父母不是在埃塞俄比亚吗？你不如就到他们那里去办签证。我火速禀告在埃塞俄比亚的父母。他们通过台湾派驻西非喀麦隆的“使馆”办理了侨居证明，然后我去办理留学护照的探亲加签。拿到了出境证后，开始买飞机票。当时没有电脑，旅行社职员需要反复翻阅各航空公司的一本本厚厚的航班时间表来为顾客订位，然后要等几天才能通过telex得到航空公司的确认。为我办票的那位中年职员对我十分照顾，他认为我父母既然要花一笔可观的路费让我“曲线留学”，不如就一路上观光个够，长点见识。所以他特意找了几个转机不方便的班次让我搭乘，这样我就可以按规定享受航空公司的招待，在一流酒店里“等候”转机。1963年7月中旬，我开始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亚非文明之旅。第一站是香港,接着是曼谷、孟买、贝鲁特（Beirut），然后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Ababa）；小住两天后，飞到古都贡德尔（Gonder），见到了阔别三年的父母亲。三千年文明古国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文明古国，旧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它的面积是英国的五倍，自然景观十分奇特引人，有高原峰峦，也有低于海平面一百多米的低地;有茂密的森林，也有荒芜的沙漠。大约三千年前，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示巴（Sheba）女王跨过红海，统治了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地区；她同时又和北方的犹太国往来密切，传说曾和所罗门王（KingSolomon）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开国之君。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历来喜欢强调犹太国和示巴女王的王统。最后一位坚持这个王统的就是二次大战前奋力抵抗意大利侵略的塞拉西（HaileSelassie）皇帝。我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老皇帝年事已高，但仍然紧握大权，不让太子问政。那时他刚刚压制了一个军人趁他出国访问时发动的政变。政变中，没有权柄的太子发表了准备接大位的声明。老皇帝回国后问太子是怎么回事，太子解释说是被军人胁迫的。老皇帝只冷冷地说：我就是被杀死也不会背叛我的父亲。在埃塞俄比亚占主导地位的阿姆哈拉族（Amhara）是非洲人和南阿拉伯人的混血，相貌上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人差得不很多，眼亮、鼻挺、唇薄，但皮肤更黑一些。阿姆哈拉语（Amharic）与阿拉伯语（Arabic）、希伯来语（Hebrew）同属于闪米特语族。虽然这几个民族在文化上很有渊源，比如说，男童都要行割礼，都不吃猪肉，但两千年来他们却因为历史大趋势的差异而走了很不同的道路。犹太人于公元2世纪被罗马人赶出家园，四处流散，他们因为需要精神力量而保持了犹太教信仰。位于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在4世纪时成为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之一；与埃及的科普特教会（CopticChurch）一样，埃塞俄比亚正教相信耶稣只具有单一神性，不是既具神性又有人性的二元统一体。起初文化较为低落的阿拉伯人在7世纪时信奉了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伊斯兰教，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将信主独一的信仰与仪式传播到全世界，使伊斯兰教成为今日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宗教。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境内还有几万名相貌、衣着、语言与阿姆哈拉族人几乎没有区别的犹太人。许多人就住在贡德尔附近的乡村里，被称作“法拉沙”（Falasha），意思是被放逐的人。这些人的祖先可能是公元2世纪罗马人将犹太人驱赶出巴勒斯坦时来到埃塞俄比亚的。埃塞俄比亚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后，这些犹太人由于不肯改变信仰而受到歧视，不能拥有田产。因此他们许多人都从事裁缝、瓦匠、画工、商贩等个体劳动,与中世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遭遇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在20世纪末期的经历却又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很不相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我父母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协助埃塞俄比亚建立一所全新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所以当时贡德尔有许多来自各国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属，形成一个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有两位不属于世界卫生组织、自费到贡德尔为附近老百姓义务看病的以色列医生。男的是在中国哈尔滨出生长大的俄国犹太人，十八岁时移民以色列，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因此对我们一家三口十分友善。女的是自幼说法语的摩洛哥犹太人,1948年阿以战争后，随父母移民以色列。有一次那位男医生带着我开了四小时车去青尼罗河（BlueNile）的源头—塔纳湖（LakeTana）南端的小镇去看病人。一路上他为我讲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带我到附近一个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堂去看很有历史价值的宗教绘画。这是我第一次对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与文化开始有些认识。1984年，新闻报道中说以色列把近万名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后来报上说这些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是经过精心策划、非常有组织地分批步行到苏丹边境，然后由以色列特工接应，登上飞机。我立即想到了这两位对我很友善的以色列医生。莫非他们二十多年前除了在贡德尔附近照顾病人，还负有其他任务？1991年，以色列再次出动大批运输机把数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秘密空运到以色列。这些本来过着中世纪般生活的黑皮肤的乡下人，突然被带进了由欧洲犹太人建立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初时受到相当的歧视。二十多年来他们在以色列学习、适应、奋斗的过程是一次大规模的活生生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实验，也是真正的“游走于文明之间”。“肃静”·“回避”埃塞俄比亚位居高原，易守难攻；历史上曾是强国，所以一般人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在全非洲都沦为欧洲殖民地的19世纪，它是非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去殖民化取得显著成绩，非洲国家提倡非洲意识，决定建立“非洲统一组织”，永久会址很自然地就设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因为那时我刚到过“小巴黎”贝鲁特，所以觉得亚的斯亚贝巴的市容很不够体面。但是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所表现出来的自尊和自信却是十分明显，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父母所在的贡德尔是埃塞俄比亚17—19世纪的首都，没有一丝现代城市的气息。市中心的王宫和碉堡已年久失修，破旧不堪。贡德尔的老百姓比亚的斯亚贝巴的市民在衣着上显得更为贫穷。许多人都穿着又脏又旧的已经变成灰色的白长袍。苍蝇经常在人的口、鼻和眼角停留，而脸被苍蝇占领的人们似乎也不太在意，隔上好一阵子，才挥动一下手中的小蝇刷。最令我不习惯的是他们的封建传统。中国古时候官员乘车或坐轿上街，都是前呼后拥，有小吏要百姓“肃静”、“回避”。在1963年的埃塞俄比亚，但凡有皇族或高官乘汽车从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经过，路人都须停止走动，并且弯腰看地面，不许抬眼，待车子过后才能再行动。有的人还背过身去，向着路边弯腰，不知是否想表示绝无偷看之意。我在台湾曾经偷看过鲁迅的作品。每见到这个光景，心中就想到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时代的评断：“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卫生条件很落后而国内人才又很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从各国招聘人员，开办一家医学院，我父母因此才有机会到这个遥远的国度工作。而我也因之要绕道埃塞俄比亚前往美国留学，从此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本文摘录自张信刚著作《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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