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拐卖日本姑娘，勇斗中国流氓，爱国的日本人贩子：为大日本之崛起拉皮条）

一批批日本姑娘从九州岛登船，去中国、南洋卖淫。这是1870——1920年代期间，独特的盛况。

她们的足迹遍布整个亚太地区，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向南则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或留在当地，或辗转前往以新加坡为核心的马来半岛；朝西则以印度为中转地，最远至非洲东海岸；往东则来到夏威夷和美国加州。

新加坡聚集的日本姑娘最多，故她们被称为“南洋姐”。据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新加坡成为重要港口，以及全球重要的橡胶生产基地。

崛起的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这给色情业提供了宽阔市场。日本姑娘性格温顺，积极响应健康检查，受到广大嫖客乃至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欢迎。

当时，“南洋姐”每月能有70到80美元收入，远高于当地木匠、钢铁工人、橡胶园工人，堪称高收入人群。

日本妓女一度被中国皮条客垄断

现代化转型刚启动时，一穷二白的日本社会以出国卖淫为荣，连福泽谕吉这般伟大人物都曾号召女同胞去亚洲各通商口岸卖身。

直到一战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意识到这是“国丑”，才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人数从此大减。

“国丑”中的“国丑”则在于，自1850年代起，中国男人控制了日本姑娘的生意。

从贩卖人口到开设妓院，至1880年代中期，中国人已把妓院开遍了哈尔滨、沈阳、上海、香港、厦门、河内、新加坡，而里面都是日本妓女。

1908年3月25日，《满洲日日新闻》还报道了中国人贩子拐卖日本姑娘至华北的情况。此时，标志着日本军力和国力全面超越中国的甲午战争已过去14年。

所有日本妓女，都是从长崎、横滨、神户三地登船告别故土，长崎的人口贩卖生意被中国人长期掌控，后二者亦曾被中国人短期控制。

中国人贩子贿赂航运公司、港口和领事馆官员，偶尔还让人高马大的白人假扮日本姑娘的丈夫一道出国，但洋人价格贵，更多是雇佣日本“不良行为少年”假扮丈夫。

出生于1867年的村冈伊平治，是近代日本海外卖春事业的皮条客之父，他虽出身寒门，但他“勇敢”向中国男人宣战，成功从中国男人手里夺回对日本妓女的控制权。

△讲述村冈伊平治生平的日本电影《女衒》

日本妓女“争夺战”

1877年，村冈受日本驻沪领事馆之托，花半年时间调查东北和华北的商业环境。他发现大量来自贫困农村的日本女同胞在那里卖春，她们都哭着央求村冈带自己回国。

当时，不仅皮条客里没有日本男人，连商人群体里都见不到大和男儿。如果当时有QQ和微信，相信气疯了的村冈一定会发出这样的信息：“惊呆了，原来是中国人在贩卖日本女人和强迫她们卖身！你今天去中国买春，明天开进东京湾的铁甲舰就是你出钱赞助的！你今天买中国货，明天打入你身体的来复枪弹丸和火药就是你制造的！不转不是日本人！”

1887年12月，村冈从东北回到上海，他的民族主义小宇宙大爆发，决意从中国男人的魔爪下拯救本国女同胞，一举洗刷国耻和日本男人之耻。

△日本电影《女衒》截图

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事馆人员的默默支持。半年后，村冈用军队给他的报酬作为第一桶金，建立了自己的卖淫团队，有13个日本女子，其中有几个还是他亲手从日本绑架到上海的。

显然，村冈不过是想抢中国人贩子和皮条客的生意，而不是致力于让女同胞们回家从良。1889年4、5月间，他听说厦门有中国人监禁日本女人，将其作为中国商人和海员的性奴，数量达500人之多。这还了得？他当即决定把皮肉生意从上海转移到厦门，以救助这些可怜的姑娘。救出来后怎么办？当然是把她们推入自己的窑子里。

当年6月底，村冈把生意转移到厦门。他向英租界的警察声泪俱下倾诉日本女人有多苦，英国领事终于同意他跟着警察去突击检查中国人的妓院。

就这样，村冈在8月解救出6个日本女子，她们已被中国人监禁了至少1年。村冈取得了她们的监护权，但他转手将5人卖到香港，剩下的1个被推入他在厦门的妓院。

几个月后，村冈团伙和中国警察从中国皮条客手里救出55名日本女人。这下发大了，所有姑娘的监护权都归村冈，她们全被卖到香港和新加坡。

在中国的地盘上，这个日本人的行径简直不可容忍，中国皮条客发飙了，后果很严重。毕竟当时还没有日本军舰和刺刀的撑腰，在中国皮条客的压力下，村冈只好把厦门的生意转移到了新加坡。随后四年里，他从日本贩卖了3122个女人到新加坡，她们中的大部分留在新加坡，少部分转道去了更遥远的澳洲和印度孟买。

日本皮条客的“情怀”

“皮条客和人贩子——亚洲的第一批男性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残暴地贩运和买卖日本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生产出来的日本男性气质，他们被视为日本主权的刚毅象征。”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Driscoll）对此评价。

“先说赚钱的事情，我会寄钱给老家。同时我也是在为国家提供外汇，如同本土居民缴税一样。”

“其次，我用贩卖人口挣来的钱给朋友们在长崎买了土地和房产。”

“第三，我一直牢记第一位老板传授的教导，无论身在何处，努力维护日本商业利益。”

“第四，我的生意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给予情感的慰藉感和归属感；以此盈利，乃取之有道。总之，我想，自己的不道德之处恐怕只是醉心于事业，努力赚钱罢了。”

厉害吧，真是不佩服不行，这位大名鼎鼎的皮条客就这样把自己包装成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他孝顺、讲义气、爱国，而且做的事业这么有情怀，比“鸡汤”更能给人以心灵安抚。

△日本电影《女衒》截图

而且他说自己惟一的缺点就是忙于事业，就好比警卫员给首长提意见，“首长，我要给您提意见，您忙于工作而不注重身体”。这能叫缺点吗？这是换个姿态夸人。

村冈的犯罪推动了历史，后世的文化人不惜创作优美文艺作品来美化这段历史，如日本语言学者村冈崇光在1960年写下诗句：

“女人是男人的绊脚石；是男人开创事业的工具。女人是引诱男人走向地狱的凶器；是男人出人头地的途径。女人是怂恿男人做坏事的诱惑；女人是男人避不开的命运。女人是国家的祭坛；依赖女性，或将走向毁灭。”

为“打败中国人”而拉皮条

1890年1月，村冈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妓院开张，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既做好事也做坏事。

“绑架和人口买卖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但我本来就是一个流氓……发觉自己通过售卖女性而成长为一位大商人，这样就为国家减轻了经济压力……我觉得这将为日本的百年大计添砖加瓦。”

原来，村冈是在为大日本帝国之崛起而当流氓、拐卖妇女、拉皮条，想来真是让人感动得要哭。

村冈怀有这样的想法——做流氓积累财富，适当时候金盆洗手，改做正经生意。

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的村冈，在新加坡的妓院里设置一间“忏悔室”，经常带着一身横肉、全身刀疤和纹身的手下阿飞们在这里忏悔，想想这一幕多幽默。

村冈还这么教育部下，这将是为自己赎罪、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的最后一次机会，改过自新、报效祖国的机会就是在商战中击败可恶的中国人。

“你们会挣大钱，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日本将见证你们的新生，你们将再次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再过几年，你们将为祖国增添荣耀，为自己谋得正途，为日本面向亚洲的商品出口做出贡献……但是，在事业有成、报效祖国之前，我们还得再犯最后一次罪。”

1890年代，村冈在上海、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尼拉调查了华商的势力范围。他由此坚信，中国商人包括中国皮条客是日本的最大对手。至于欧美人，不过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同的顾客。

他吹嘘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对付中国商人。有两次，他在街上遇到骄横跋扈的中国商人，他用日本武术战胜了对方，为祖国争光。这一幕既熟悉又辣眼睛，简直是日本版“精武门”故事，不知道当时几个中国人有没有扛着“东亚病夫”字牌去羞辱矮个子日本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后不得不把这张纸吃下去。

日本妓女带动日货销往全球

让日本妓女从良的愿望显得非常“圣母”，你要是诚挚地跟妓女们说出你的建议，相信她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懒得搭理你。

许多日本姑娘被中国人转卖过三四次，甚至被卖到内地给有钱人做妾。

日本姑娘自然是希望留在同胞经营的妓院里，本来出国卖身就是为了赚外汇送给嗷嗷待哺的贫穷家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被以打工名义骗出国，她们以为国门外遍地是黄金。

1919年的一份日本在东南亚商业活动的调查显示，日本妓女走到哪里，小商贩就跟到那里。妓女需要食物、饮料、衣服在内的日本商品，她们最喜欢逛日本杂货店。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人也开始接受日本商品。村冈设想，日本姑娘的卖春业在海外扎根后，“满载货物的商船将从日本海岸扬帆起航，整个周边地区都将逐渐繁荣起来”。

话说来，人贩子当然不是善茬，他们的劣迹罄竹难书。一个名叫多田龟吉的人贩子在船上奸杀了一名女同胞，将她尸体扔海里，他以此警告和威慑其他女人，要她们在航运期间老实忍受男人的欺辱，这是人贩子的一贯做法，哪有同胞情谊。她们给日本外务省写血书求助，才让真相公诸于世。

1890年3月26日，日本邮轮伏木丸到香港，有人发现煤仓里有11名日本女子和1名日本男子，其中男性人贩子在内的8人已经死于缺氧，另外4人则奄奄一息。他们一上船就被锁进煤仓，边上挨着锅炉，而煤仓正是偷渡客常用的藏身之地。

1924年的一起惨案更加惊悚，长崎到香港的航线上，一群女人奋起反抗折磨死一个人贩子，然后用牙齿咬破水管以喝水，水压的降低引起了船员的注意，维修人员才发现煤堆里伤痕累累的尸体。

到了1918年，已有300到400名日本皮条客挺身进入这个高利润的市场，日本皮条客在强盛国力的支撑下逐渐击败中国皮条客，中国皮条客转而给日本老板打工。

中日两国流氓之间的这场仗，以日本流氓的获胜而告终。

从这种将流氓行为包装成爱国主义的风潮中，不难窥见当时日本社会的混乱。这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铁定不会是好事。这样的流氓多了，“大日本帝国”也终于被逼上了死路。开上军国主义的战车，并最终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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