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封家信或者情书令多少人望穿秋水，邮局的地位不言而喻。如今除了部分商业信函，日常生活中用得着去邮局的事情似乎并不多。

　　其实，真正让普罗大众享受公共服务性质的邮政服务是近代才有的事，而中国内地最早的邮局出现在广州。有关这件事，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明代广州出现私营民信局

　　东西方最早的邮传形式其实差不多，基本是以驿站和驿道为骨干框架建立起来的一套基建网络和运行制度。中国的大约起源于周代，就是所谓的官邮，主要用以传递军情、公函。古代实物送信，这种方式效率最高。安禄山在唐朝北方边境谋反，长安皇城三天就得到具体的消息。根据路程推算，这十万火急的驿马，每日可以跑大约250公里。在古罗马，相似的情况下速度也差不多。基本可以判断，这就是古代世界“寄信”的极限速度。平民之间的信息往来，以托人带话或者带信为主。所谓云中书来、鱼肠尺素，都是期盼能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能够令信息传递突破地理的限制。所以古人才说“家书抵万金”，又说“临发又开封”。千山万水送封信，难！怎能不格外珍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地方文献专家倪俊明曾撰文梳理了广州的近代邮电发展史。他认为广州的民间信札传递行业约始于明代。永乐年间，广州出现私家经营的民信局，雇用差夫若干，分别承办埠与埠、城与乡之间的书信和银钱传递。清代民信局大发展，光绪初年荣阳大街的鸿雁、玲记，德兴北街的朋信，一德街的荣记，兴隆大街的祥利等规模都不小。它们由私人开办，由私人资金支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港澳信馆，仅经营与香港、澳门间的邮递服务；另一种称为轮船信局，在各通航口岸设有代理人，收发寄往可通轮船的各口岸的信件。因广东华侨众多，广州的民信局多兼营华侨信札业务， 通常在港澳及南洋一带设有联号或分号，这也就是近年名声大噪的“侨批局”。

　　此外还有一类私人水客被称为“巡城马”。他们以经营侨汇、侨批寄递为主，没有营业所，住在办庄、客栈或船头，通过登启事或熟人牵线招揽生意。除了信函、银钱之外，有时也得帮客户捎带土产等杂物。他们每年4月、8月、l2月分批出国，2月、6月、l0月归来，赚的是追风逐浪的辛苦钱。

　　倪俊明认为：“近代广州民信局其运作已初具近代邮政的性质，而其经营的邮政网络也为近代邮政正式诞生打下基础。”

　　旧式传信效率低

　　英国人决定直接办邮局

　　子曰： “置邮而传命。”邮政事关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和国计民生。邮政活动深入千家万户，通达五洲四海，对促进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故而古人也说，“驿递，天下之血脉也。”照常理说，一个国家的邮政网络应该掌握在这个国家自己手里。但因其重要，有能力的外来者往往自己动手组织邮政网络，清朝后期的情形就是这样。

　　据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冷东教授等的研究，1798年4月24日，葡萄牙政府自里斯本向澳门总督发出公文，参照葡萄牙海外属地巴西的经验，规划了葡萄牙澳门邮局的章程。菲利克斯·若泽·科英布拉成为中国澳门第一任邮政局长，邮局就设在他的家中。科英布拉在任上干了19年才辞职，由其儿子文森特接任。澳门邮局解决了葡萄牙与中国澳门之间的邮政需求，也令居留中国澳门的外国人等享受到便利的邮政服务。此外，在中国澳门的英国人也借助东印度公司的网络传递邮件。1826年，英商罗伯特·爱德华兹首创了由西方人经营的广州与中国澳门间的固定客轮专线，随后承担起了广州、中国澳门与伶仃之间的邮政事务。他的同行马克威克和莱恩公司也利用经营客运的便利，开通了中国澳门与广州之间的邮件业务。之后两家公司合作，以“船舶邮局”的形式在这段线路上提供服务。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在对广州进行鸦片走私的同时还在中国领海内的趸船上挂信箱，以供来华贸易的商人与其本国通信之用。

　　无论葡萄牙邮局、东印度公司还是船舶邮局，都不能完全填补中国澳门和广州之间通邮网络的漏洞，麻烦仍层出不穷。1829年英国加尔各答邮政总局委托一艘葡萄牙船将118份信函带往广州。但这批信函在中国澳门搁置了三年半，到1833年才寄到目的地，引起了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作为殖民帝国的后起强权以及最早完成邮政近代化的西方国家，英国决定在广州和中国澳门直接建立邮局，以满足本国的利益和需要。

　　1833年12月10日，英国任命律劳卑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他是英国第一位正式驻华官员。1834年8月8日，律劳卑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份英国邮政局章程，在中国澳门和广州各设一所邮局，直属伦敦的邮政总局领导。广州英国邮局设立在十三行英国商馆中，中国澳门英国邮局设在南湾泰凡酒店，任命理查德·马克威克为邮局负责人。

　　冷东等学者指出，早期与中国有关的邮件已有快件和慢件之分。快件由直接往返于英国各港口、属地与中国各港口的“直达船”负责，即航期较短的船只，推动了牛痘疫苗在中国的普及。1803年，由印度孟买寄出，经中国澳门发往广州的牛痘疫苗就是所谓“快件”。慢件则由一般船只负责运输。

　　在与客邮的长期竞争中

　　中国近代邮政得以逐步成熟

　　实际上，英国在广州设立的邮局是非法的。这种邮政网络被清政府称之为“客邮”。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便以香港为基地，五口为前哨，以“中国没有邮政机构”为借口，在我国领土上任意开办邮局，由伦敦英国邮政总局直接领导。对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清政府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允许列强的外交文书“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但只限于政府公文，不允许经营普通的邮政业务。但这无疑给了英国人可钻的漏洞。随后，法、美、德、俄、日等列强也都借口“利益均沾”，竞相效法。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及锦州、哈尔滨、山海关、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北海、海口、芜湖、九江、宜昌、长沙、昆明等地设有众多外国邮局，甚至连乌鲁木齐、疏附、塔城、海拉尔、珲春、云南的蒙自等边远地方都遍布“客邮”。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外国在华客邮达344处。其中以日本所设最多，分布最广。

　　客邮局在中国的领土上行使他们本国的邮政章程，粘贴其本国邮票，盖印含有我国地名的外文邮戳。他们不仅收寄我国寄到外国的邮件，也收寄我国国内互寄的邮件，按照他们的“国内邮资”收寄“国际邮件”。他们排挤和压制中国原有的邮政，一些人从事毒品贩卖和贵重物资走私等罪恶活动。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提出了包括收回邮电通信权利在内的七项要求，全部被大会否决。只有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发表对华宣言，宣布自动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样，沙俄在华“客邮”首先被取消。之后又经过艰苦的斗争，1922年2月的太平洋会议终于通过了撤销在华客邮的议案，限期在1923年1月l日前撤完。到1955年，在我国领土上的所有“客邮局”全部撤完。客邮正式成为历史。

　　不过学者们也指出，客邮在中国邮政走向近代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近代中国邮政在机构、组织、运输、设备、统计、资费等方面都借鉴了客邮的先进方法。在与客邮的长期竞争中，中国近代邮政得以逐步成熟，走上了正规的道路。这个结果，则是列强们在中国初设邮局时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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