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相关提问时，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根据我的了解，中方有关部门的确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共同社的报道则明确了6名日本人分别在中国山东、海南被扣留，原因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日本对华情报的超常“热心”

　　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对此感慨很深：“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很深的‘谍’性。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他笑脸迎人，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

　　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话与此形成印证：“日本投在中国研究上的费用，比投在美国研究上都多。日本至今拥有世界最大的中国研究国的桂冠，中国问题研究者超万名，另外还有数百万中文学习者。他们不仅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也调查研究当代中国产业。日本学者之间有默契，分担中国研究的各方面。”

　　很多日本公司、机构人员访问中国，回去都撰写详尽的报告，递交给日本政府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调查部、警视厅、防卫厅和法务省的情报机构。对比一下：如今赴日旅游的中国人非常多，可很多人除了将日本店里的电饭煲、马桶盖买断货，会对日本有探索和研究的兴趣吗？

　　一些日本人对情报有特殊的悟性，以至于被称为“情报吸尘器”。例如，一次日本某企业代表团到天津访问，会谈时电灯突然闪了一下，他们立即判定天津电力供应紧张。随后在天津有关方面到日本购买电力设备时，日本人抬高价格，而且不做丝毫让步。

　　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中国社科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先生，出生在湖南耒阳深山老林中一个叫“资家坳”的小山村。这里有一种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别好，烧起来无味无烟，烧完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储量不大，也没有机构来大规模开采。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中国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偏僻山村的标注。但后来资耀华先生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同文书院发现有对中国各省的调查报告，其中竟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

　　日本人不仅具有敏锐的情报感悟能力，而且有强大的情报分析能力。1964年，一期《中国画报》的封面刊登了一张照片：大庆“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石油井架。日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地点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进而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算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通过深入的情报分析，日方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备。当中国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方一举中标。

　　当前如何呢？旅日学者、亚洲通讯社社长、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的创办者徐静波，据其2015年出版的中文著作《静观日本》中《没有人比日本更关注中国》一文透露，2013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大大的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立即赶往机场，因为他应邀于次日给日本最大的广告宣传公司电通公司讲中国新一代领导体制的特点。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情报战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情报战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高潮。这次与中国唐代日本对华大规模派送“遣唐使”有本质不同，派“遣唐使”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科技文化和典章制度，经过中日双方协商，形式是公开的；而这次日本的明确目的是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吃了亏，要通过奋发图强把损失从中国找补回来，以中国为壑，形式是隐蔽的。

　　1871年3月，日本议院参议江藤新平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对外政策意见书》，强调对“西陆大国”（中国）加强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出谍报人员广泛搜集情报。次年，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派出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3人潜入中国。一年后，3人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间谍报告，称“（清国）积弊久生，士气腐败，兵士怯懦，常备军殆成虚名。况朝廷纲纪废弛，贿赂公行，商民怨嗟，皆属实情。如此下去，不出数载，清国势将土崩瓦解”。

　　有日本“情报战之父”之称的福岛安正自小天资聪明，学习刻苦，熟练掌握英、法、德、中、俄等五门外语，于1874年任日军参谋本部长官山县有朋的秘书，负责为山县有朋收集海外情报。

　　1879年，福岛安正首次进入中国，乔装成华人，在大江南北游历5个月，收集了清朝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他把侦察所得整理成《邻国兵备略》和《清国兵制集》上报日本大本营。其中对大清最为经典的结论是：“清国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丝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对手。”

　　据日本学者描述，甲午战争前，中国对于日本而言，已经是手术台上的裸体巨人。由于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入了解，日本大本营决计对清国开战。当中日两国在朝鲜陷入和战难决的僵局时，1894年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华情报战

　　通过甲午之战，日本从中国攫取了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还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巨额的战争收益使日本更加贪婪地虎视中国。

　　1906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个明为铁路经营公司实为情报机构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就达2000多名。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满铁”的“家底”才得见天日。据统计，除去6200多份调查报告，还包括50多万份调查研究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情报、书籍、杂志、剪报等。

　　而这远非“满铁”的全部家当，仅是大量日军机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队的焚尸炉中销毁一个多星期之后的“劫余”。“满铁”的情报细致到什么程度呢？以“满铁”本部撰写的《东三省中国重要文武官员人名表》为例，包括所列名人的履历、党派、事业等信息，甚至连某人“性格温厚笃实，喜爱盆景、书画、古董、小鸟，不吸烟不饮酒，人称‘好好先生’，对日亲近”等信息也详细记录在案。

　　提到“九一八”，不能不提其主要策动者之一石原莞尔。石原莞尔191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优裕的家庭条件和系统的军事教育，以及超高的悟性和学习能力，使其迅速成为日军年轻的战略家。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到中国武汉的日本公使馆任职。石原莞尔用一年多跑遍湖南、四川、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他关于清国的考察报告：清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这一结论成为他策动两万日军进攻20多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底气来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除了常规间谍手段，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还组织多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筹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深入时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宁夏大学沈尼克教授在他的《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战场调查——日本侵华兵要地志纵横谈》中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须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等。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湖南发现缴获日军印制的湖南地图极其精准，于是干脆使用侵略者的地图指挥作战。

　　当前日本对华情报战

　　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情报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信息时代的战争方式主要是远程精确摧毁，精确摧毁需要精确定位，为此，日本间谍对华情报获取方式改变为非法精确测绘。

　　据公开报道，2002年10月26日，日本驻华武官天野宽雅在宁波军事禁区内搜集情报时，被中国相关部门发现并逮捕。

　　2005年9月14日，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以旅游者的身份入境，与他的学生东俊孝9月23日到达新疆和田市，并于当晚在和田市机场附近一处屋顶安装GPS接收机作为固定站，另一台GPS机安装在他们乘坐的汽车里作为流动站，用来采集数据。

　　他们观测并采集了和田机场、和田市至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精确度达到20至50厘米。两人被查扣后，发现其便携式电脑里还有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

　　2007年3月23日至27日，日本人佐藤正光、水上和则携带两部手持GPS接收机，1∶25万、1∶50万比例尺英文版地形图光盘、笔记本电脑等，以考古研究名义在江西省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擅自实施测绘窃密活动。江西省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测绘部门对其审查，发现他们采集的坐标点位数据中有2个绝密级、4个机密级、1个秘密级军事秘密，对我军事设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008年，日本谍报分子因窥测和拍摄中国河北某军事设施被逮捕。2010年2月20日，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时被发现，其采集的地理坐标信息共598个，其中588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涉及塔城地区军事管理区的有85个。

　　另据报道，2015年5月，一名日本男子因为闯入浙江东部的一处军事设施内被捕。同年，一名频繁出现在中朝边境地区的日本籍男子引起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他在接受审讯时承认，自己的使命与日本政府有关。

　　由于采取各种方式掩饰间谍活动，有的日本间谍对中国的窃密活动甚至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他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中国，从1982年开始，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2009年，他还在日本出书讲述自己的间谍经历。

　　另如2016年7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的日本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1983年8月14日，铃木英司受中华青年联合会的邀请访华。在这之后的33年间，访问中国约150次。铃木英司于2016年4月获邀担任日本众议院调查局客座调查员一职，负责中国局势和朝鲜问题的调查分析，并于同年5月在众议院调查局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外交”的演讲。

　　由此可见，日本间谍以旅游、学术合作或者公然以间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侦测活动。以上事例仅为被我方发现查处的个案，对于更多的负有情报使命、以公开或不公开身份来华的日本人员多到无法统计，对其防范与否完全取决于我方人员是否有防范意识。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各国坐标体系和起算点都属于绝密。先进的卫星摄影摄像能对地面物体清晰拍摄，但没有坐标数据则无法精确定位。日本间谍非法测绘中国地理坐标信息，能为其导弹及制导炸弹精确摧毁我方重要目标实施导引。一旦其需要对我战略要地进行轰炸，他们的职业及业余间谍非法测绘积累的目标定位信息，就会使我们蒙受惨痛损失。

　　（作者单位：国防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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