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表态：2019年12月31日前，苏州将对此前的票务规则进行修改，并同步实施，将施行最低票价限制余额的刷卡进站标准，也就是说，苏州人只要交通卡里有2元就能进站乘车了。而此前苏州地铁都是按照最高票价限制原则：比如一号线全程票价为8元，持市民卡享受9.5折优惠，低于7.6元就刷不进闸道了。哪怕你只乘坐一站，只需要2元。这样一个明显不合理的规定，从2012年地铁开通一直如此，但是苏州大学学生吴同学接连两次遭遇后诉诸了法律，并且还取得了胜诉。吴同学为广大苏州市民争取到了合理的票务规定。

　　近年来不乏这样的例子。乘坐高铁禁烟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绿皮车难道就可以例外吗？去年8月，一名准大一新生李颖就因为绿皮车上的烟味，起诉了哈尔滨铁路局。法院判决哈尔滨铁路局30天内在K1301次车上取消吸烟区，拆除烟具。李同学的一次诉讼推动了绿皮车禁烟史。

　　还有，车辆年检到底能不能与交通违法处理进行“捆绑”？长沙市民唐先生就状告了车管所，认为车管所将车辆年检与交通违法处理“捆绑”属于违法。近日湖南省高院作出最终裁定，认定车管所违法。

　　地铁余额支付不足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事，但是当你明明有乘车权利却被不合理的门槛拒之门外时，面对的其实就是公共服务的傲慢。余额不足完全可以出站前补交，控制末端可以搞定这是常识，但是苏州地铁却选择了简单粗暴的约束方式，而且里面还夹杂着利益，储值卡多些余额怎么都是对公司方的利好。六七年来，无数人遭遇过，不是这位“较真”的吴同学，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

　　每一次的“较真”，都是以个案获取法律支持来改变，或者推动改变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规定，侵权的行为。这样的较真，是权利意识的体现。

　　“较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就总结过：当前中国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言辞相当激愤，但是她在教育儿子时，也把问题抛给孩子自己去思考：维权需要时间等很大成本，你需要权衡之后再行事。

　　如果维权仅仅停留在个人纠纷，个人消费纠纷层面，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诉讼成本确实值得斟酌，但是为了改变一个不合理的规则，为了推动一个城市提升公共服务，为了广大市民的权益，高度就不一样。吴同学愤而起诉，胜诉后放弃其他任何诉求，只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则，而且她确实做到了，非常值得点赞。

　　为了审理好本案，苏州中院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市民卡）展开广泛而又深入地调研，还查阅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制服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也是法制精神的彰显。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很多问题并不是一场官司的胜诉就能解决的。比如车辆年检捆绑罚款。年检和罚款本来丁是丁，卯是卯，催缴罚款交警应该用别的手段。但是各地车主胜诉官司的消息不断传来，本身就说明还没有改变，各地车管所照样或明或暗在用年检在进行约束。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通过“较真者”打官司来推动，至少能让大家从概念上明辨法律界定，从而敢于理直气壮主张权益，进而推动职能部门、公共市政企业吸取教训，主动防范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利用更先进科学的手段，重新进行制度建设、程序设计和安排。

　　本报特约评论员

　　雷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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