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个国家各自成立诸侯国，东周正式进入战国时代。相比于之前的春秋时代，战国的争斗更加地残酷，这也是战国时代，基本所有国家都曾进行过变法的原因。

毕竟落后就要挨打，对于实力弱小的国家来讲，四周强敌环绕，无异于夹缝求生，稍有不慎就会国破家亡。但因为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发展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有的国家走向了强盛，而有的国家则一直衰落，韩国就是后者之一。

但韩国的发展条件还是不错的，地处中原核心地段，内部有不少肥沃的土壤，这是发展农耕经济的天然优势，同时，韩国还拥有当时天下最大的铁山，在兵器的锻造等方面也是得天独厚。

在战国时代，韩国是最早进行变法的诸侯国之一，是魏国李悝变法之后，第二个变法，虽然所取得的成就远不如李悝变法和后来的商鞅变法，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韩国的国力发展却一直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下，相比于同期分晋的魏国和赵国，韩国显然被甩在了后面。

魏国最先强盛，战国初期无人能敌，赵国在中期通过军事变法也发展壮大，与当时的秦国势均力敌，而韩国却默默无闻，那么，为什么同出一源的三个国家，韩国一片衰落呢？本篇文章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是什么导致了韩国的活力丧失。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申不害变法遗留下来的弊端。申不害变法是韩国成立之后唯一的变法，在申不害在世时也曾一度强韩。可是，韩国的变法却有着很大的弊端，因为，变法的形式为术治，其成果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术治变法也属于法治的一种，却不能和法治一样真的为国家明确行为框架，它将君主的权力凌驾在法律之上，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律法，不具备秦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条例，法不责众，这也让韩国的朝堂风气变得乌烟瘴气。

毕竟，做君主身边的红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在立法上获得优势，律法很难违背君主的意愿去惩治君主宠信的官员，因而，阴谋权术就成了韩国朝堂上的潜规则，各家都各怀鬼胎，如此，选拔出来的人才虽然很符合君主的意思，却很难真的为国家服务。

换句话说，君主在虚假的律法面前被蒙蔽了，无法真正地辨识忠奸，可偏偏君主还认为自身的律法公平公正，如此，各路官员如果想要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明争暗斗，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

而这样的情况，在申不害和韩昭侯均去世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毕竟韩昭侯虽不像秦孝公一样雄才大略，但也算一个合格的君主，在申不害的辅佐之下，对于律法还有些许尊重，而他的后人就一言难尽了，因此，在术治弊病的影响下，韩国的朝堂越来越混乱，且君主偏偏对这种混乱不自知，如此，国家能不衰落吗。

其次，韩国的地理因素也是原因的其中之一。韩国地处中原核心，土地肥沃是真的，但是强敌环绕也是真的。韩国的四面邻国皆是强国，战国初期有魏国压制，战国中期有秦国、赵国等虎视眈眈。

到了后期，韩国与秦国又关系紧张，如此，韩国的发展根本逃不出别的国家的眼睛，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放任邻国成长对自己造成潜在的威胁。

因而，韩国的发展甚至比不上北方偏远地区的燕国，燕国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也正因如此，攻打燕国的性价比低，以至于燕国的敌人除了两个邻国——赵国和齐国之外别无他国，这为燕国省去了不少麻烦，而韩国实力低又占据重要战略位置，这让他吸引的仇恨值不断增加。

同时，三家分晋时韩国是获利最小的国家，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都排在最后，没有人口资源，发展就缺少资源和动力，社会生产力得不到推动，无法支撑国家的巨大开销，在军事方面就难以发展，如此一来，韩国的自保都是问题，对外扩张更是想都不要想，因此，韩国的发展一直都很难。

韩国的发展之路是内忧外患并存，内部没有办法革除术治变法的危害，无法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阻碍，君主的命令无法正确地下达，比如韩国曾决定献十七座城池给秦国，而守城将军却可以私自改变命令转而将城池献给了赵国。

由此可见，韩国国君对于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切实把握，如此，自然没办法凝聚国家实力。不仅如此，韩国还缺少土地和人口资源，这就更加失去了内部发展动力。

而韩国的外部条件也非常严峻，无论是魏国、赵国这样的老牌强国，还是通过变法新兴起来的秦国，他们对韩国的压制力都很强，而且一旦对外扩张韩国必然首当其冲，秦国东进灭六国时不就是拿韩国开刀的吗？所以，韩国作为一个强敌环绕又不能内部发力的国家，一直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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